保护与打击的对抗

　　　　　　　　　　　　　　　　　——新刑诉法学习心得体会


作者：余秀才[1]


摘要：

我国的刑事政策长期以来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与现代司法公正、人权保障和程序安定等原则相背离。从疑罪从有的有罪推定到疑罪从无的无罪推定，从罪刑人定到罪刑法定，保护观念的改变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保护与打击的对抗仍然是这次刑诉法修改的主题。

关键词：

打击、保护、人权

引言：

所谓打击，即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从而有效打击犯罪。本文所称之保护，特指保护人权，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轻罪不被重判，有罪的人可以得到公正的审判。保护与打击的争议古亦有之，两千多年前，我国伟大的思想家荀子就曾指出：“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若不幸有过，宁僭无滥；与其害善，不若利淫。”[1]与秦国商鞅变法时颁布的“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牧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2]相比，完全是两个极端。世界各国历史以来也较多的是重打击、轻保护，以维护人吃人的不平等的阶级统治秩序。但随着西方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论的出现与发展，法律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保障人权上。1776年托马斯·杰斐逊在其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中明确地指出“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紧随其后，法国在1789年8月26日颁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二条规定：“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随着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问世，尊重和保障人权，在世界上形成了普遍共识。但打击与保护的对抗仍在继续，因为过多地限制司法机关的权力、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无疑会增加办案难度，使诸多犯罪因证据难以收集而无法及时得到查处、惩治，进而使人民不满，导致司法公信力下降，故限制权力为司法机关所不欲也。可喜的是，面对重重压力，新刑诉法在保护人权方面还是有诸多突破，笔者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确立“尊重和保护人权”原则

1998年10月5日，我国签署并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与该公约接轨，我国进行了一系列加强人权保护的法律修改，最具标志性的是2004年第二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此次刑诉法修正与时俱进，亦明确将此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写入了刑诉法（第二条），使该原则由宪法理论进入了实际操作，标志着刑诉法的重心完成了由打击向保护的转移，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具里程碑性的意义。但遗憾的，该公约第十四条“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之规定所确立的沉默权，也是倍受争议的制度仍未能在此次修改中确立，可见“保护”的确立之路还很漫长。

二、侦查阶段即可委托辩护人

一般刑事案件最大的特点就是先有犯罪结果，再根据各种证据追溯、还原犯罪事实，故证据线索无疑是刑事诉讼的生命线。因刑事侦查一般属事后追查（抓赌博、扒窃、两抢及交易类的现形性刑事犯罪除外），导致绝大多数证据材料在案发时不在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甚至多数关键证据在犯罪嫌疑人亲友、同伙控制下，为保障侦查的有效性，自古以来的侦查一般都是秘密进行，为的就是防止打草惊蛇，不给犯罪嫌疑人的亲友、同伙有毁灭证据的时间和机会。而“国家专门机关在追诉、惩罚犯罪过程中，往往不自觉地超越权力、甚至滥用职权，从而侵犯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导致错追、错判，严重损害司法公正”[3]。刑事诉讼法是一部专业性很强的法律，连我们这些基层法院的审判人员，都不敢轻言知晓、熟悉，更勿论犯罪嫌疑人，故犯罪嫌疑人是否可委托辩护人就显得至关重要。此次修改将可委托辩护人的时间由原来的“移送审查起诉之日”提前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至此，刑事诉讼全过程都可委托辩护人，使侦查阶段不再是真空。且委托人由原来的自行“聘请”[4]，变为“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从而使犯罪嫌疑人的的权益更易得到保障。当然，在加大保护力度的同时，打击也得跟上，故新法明确规定“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即侦查透明化了，辩护人的活动也要透明化，辩护人监督司法机关，司法机关也要监督辩护人，防止辩护人帮助串供或毁灭证据。

三、明确举证责任、非法证据排除和证人强制出庭作证

（一）明确举证责任

新刑诉法新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九条：“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这实际上是“疑罪从无”原则的具体和明确。“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沉默权，此次修改虽未废除“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之规定，未赋予其沉默权，但明确举证责任，无疑是一个进步。当然，在一进一退之中，为降低办案难度，打好心理战，新刑诉法增加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从而引导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有些类似西方的“诉辩交易”，也为下一步修改确立沉默权铺平了道路。

（二）非法证据排除

原刑诉法虽然也有“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旧法第四十三条），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言外之意，除“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之外的其他非法证据不排除，这无疑给侦查人员违法收集证据留下空间。此次修改，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堵死了这一空间，且进一步明确这些证据“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即不仅堵死了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使用非法证据的空间，还堵死了法院使用的空间。同时，还规定了非法证据存疑排除制度，新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以上两个方面，确立了公诉机关的双重证明责任——不仅要提供证据证明犯罪成立，还要证明这些证据的来源（程序）是合法的。

（三）证人（含鉴定人）强制出庭作证

新法进一步规定了证人（含鉴定人）的强制出庭作证义务，否则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第五十九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加上前面两个方面的修改，无疑为侦查机关添加了枷锁，使办案难度增加，一进一退之间，为保障打击的有效性，新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实际上人性化、人文关怀的体现，也是西汉时就确立的“亲亲得相首匿”[5]原则的再现，同时也“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的延伸。

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属证据的当然排除之列，意味着侦查、检察机关不得强迫证人作证，不得强制收集证言，但法院却可以，多少有些“只许州官放火”之嫌，但总的来说，法院的审判远比侦查要公开、透明得多，证人的合法权益也更易得到保障。

四、各阶段办案期限有所延长

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权重增加，最直接的后果是司法机关办案难度增加，使原本就有些捉襟见肘的各阶段办案期限更加紧张和不足，故新法对诸多阶段的办案期限都予以了不同程度的延长。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的决定


　　2011年9月29日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定对《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二条：“代表不脱离各自的生产和工作。代表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参加闭会期间统一组织的履职活动，应当安排好本人的生产和工作，优先执行代表职务。”
　　二、将第二条改为第三条，修改为：“代表应当按时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代表在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前，应当采取多种方式开展调查研究，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为会议期间执行代表职务做好准备。
　　“因健康等特殊原因不能出席会议的代表，应当在会议召开前，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含民族乡，下同）、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出书面请假报告，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或者其委托的副主任，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或者副主席批准，并通知代表。每次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前，由大会主席团将未请假或者请假未经批准的缺席代表名单印发各代表团。
　　“代表未请假或者请假未经批准，两次不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其代表资格终止，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通知代表原选举单位或者原选区，并予以公告。
　　“代表在会议期间因健康等特殊原因不能继续出席会议的，应当按照规定请假，经代表团团长同意，报大会秘书长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或者副主席批准。”
　　三、将第三条改为第四条，修改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以及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代表有权依法书面联名提出候选人。代表联名提出的候选人，应当与主席团提出的候选人一起由大会主席团提交代表酝酿、讨论后，进行选举。”
　　四、增加一条，作为第五条：“代表在审议议案和报告时，可以向本级有关国家机关提出询问。有关国家机关应当派负责人或者由其委托的负责人员在会议期间回答代表的询问。”
　　五、将第六条改为第八条，修改为：“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或者闭会期间，可以书面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出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明确具体，注重反映实际情况和问题。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及时将代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交有关机关和组织研究处理。有关机关、组织应当认真研究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并自交办之日起三个月内答复。涉及面广、处理难度大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自交办之日起六个月内答复。同时将办理情况抄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

　　“代表对答复不满意的，可以提出意见，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交有关机关和组织依照上款规定再作研究处理。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定期对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六、将第七条改为第九条，修改为：“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应当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组织的代表活动。因健康等特殊原因不能参加活动的，应当书面向组织活动的机关请假。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参加下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组织的代表活动。”
　　七、将第八条改为第十条，修改为：“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以集体活动为主，以代表小组活动为基本形式。
　　“代表在本级或者下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协助下，可以按照便于组织和开展活动的原则，综合考虑代表的居住状况、所从事的专业和行业特点，组成代表小组。代表小组组长、副组长由代表推选，代表小组活动由组长、副组长召集。代表小组活动一年不少于两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重视代表小组长的履职学习，充分发挥代表小组长的作用。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为代表小组开展活动提供相对固定的活动场所，其建设和运行经费纳入本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参加下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小组活动。”
　　八、将第九条改为第十一条，修改为：“代表小组活动的主要内容：
　　“（一）学习、宣传宪法、法律、法规、政策及本级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决定、决议；
　　“ (二)围绕法律、法规、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贯彻实施情况，进行调查、视察；
　　“（三）联系人民群众，走访选民，听取并收集他们的意见、建议和要求；
　　“（四）学习和交流执行代表职务的经验；
　　“（五）参加本地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组织安排的其他活动。”
　　九、将第十条改为第十二条，修改为：“代表根据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的统一安排，对本级或者下级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的工作进行视察。代表也可以持代表证就地视察。
　　“代表视察时，除按照统一安排集中视察外，可以采取召开座谈会、走访人民群众等多种方式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
　　“被视察单位应当认真接待视察的代表，如实介绍情况，提供有关材料，听取代表意见。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统一组织的代表视察及代表持证就地视察结束后，各视察组或者代表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提交视察报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受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托，组织上级代表视察后，应当及时将视察报告报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十、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三条：“代表参加视察、专题调研活动形成的报告，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转交有关机关、组织。对报告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的研究处理情况应当向代表反馈。”
　　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四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统一安排，对本级或者下级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的工作进行视察时，可以约见本级或者下级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负责人，由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机构负责联系安排。在七日内，将联系安排情况告知代表本人。被约见的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负责人或者由其委托的负责人员应当认真听取代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并在三十日内将办理情况书面答复代表本人，同时将有关情况书面报告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
　　十二、将第十一条改为第十五条，修改为：“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应邀列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的执法检查和其他活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列席原选举单位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并可以应邀列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和原选举单位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
　　十三、删除第十二条。
　　十四、将第十三条改为第十七条，修改为：“代表受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的监督。
　　“代表应当采取多种方式经常听取人民群众对代表履职的意见，回答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对代表工作和代表活动的询问。
　　“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代表应当以多种方式向原选区选民报告履职情况。
　　“代表不在原选区居住或者不在原选举单位所在地工作的，每年至少应回原选区或者原选举单位参加一次代表活动。”
　　十五、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八条：“代表应当正确处理从事个人职业活动与执行代表职务的关系，不得利用执行代表职务干涉具体司法案件或者招标投标等经济活动牟取个人利益。”
　　十六、将第十四条改为第十九条，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许可，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如果因为是现行犯被拘留，执行拘留的机关应当立即向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对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如果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应当经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
　　“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受理有关机关依照本条规定提请许可的申请，应当审查是否存在对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进行法律追究，或者对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等其他执行职务行为打击报复的情形，并据此作出决定。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如果被逮捕、受刑事审判或者被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执行机关应当立即书面报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在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执行机关应当立即书面报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并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向下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报告。”
　　十七、将第十五条改为第十六条，修改为：“参加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有关部门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召开的会议、组织的各项活动及代表小组活动的时间，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年不少于二十天，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年不少于十五天，县、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年不少于十天。”
　　十八、将第十六条改为第二十一条，修改为：“代表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应邀列席人民代表大会的各种会议、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组织的代表活动，代表所在单位必须给予时间保障，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按正常出勤对待，享受所在单位的工资和其他待遇。
　　“无固定工资收入的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根据实际情况由本级财政给予适当补贴。”
　　十九、将第十七条改为第二十二条，修改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代表的活动经费，每年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根据代表活动的实际需要制定计划，由本级人民政府列入年度财政预算，由财政部门专项拨付。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活动经费专款专用，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机构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管理。”
　　二十、将第十八条改为第二十条，修改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采取多种方式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保持联系，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受委托的上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活动，扩大代表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组织活动的参与。”
　　二十一、将第十九条改为第二十三条，修改为：“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代表的权利，支持代表执行代表职务。
　　“有义务协助代表执行代表职务而拒绝履行义务的，有关单位应当予以批评教育，直至给予行政处分。
　　“阻碍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的，根据情节，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或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的处罚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对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进行打击报复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或者给予行政处分；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二十二、将第二十条改为第二十四条，修改为：“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或者十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对由该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罢免案。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或者常务委员会五分之一以上组成人员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由该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罢免案。
　　“对于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原选区选民五十人以上联名，对于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原选区选民三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罢免要求。
　　“罢免案、罢免要求应当写明罢免理由。被提出罢免的代表有权依法提出申辩意见。
　　“表决罢免要求，由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派有关负责人员组织原选区选民讨论和表决。表决对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罢免要求，可以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协助进行。
　　“罢免代表的决议，须报送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公告。”
　　二十三、将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五条，修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选举他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辞职。常务委员会接受辞职，须经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接受辞职的决议，须报送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公告。
　　“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辞职，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书面提出辞职。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接受辞职，须经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接受辞职，须经人民代表大会过半数的代表通过。
　　“接受辞职的，应当予以公告。”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款顺序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