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贸委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公安部


国　 家　 经 济 贸 易 委　员　会
国 家 安 全 生 产 监 督 管 理 局
公　　 　 　　 安　　　 　　　部
监　　 　　　　察　　　　　　 部
卫 　　　　　　生　　　　　　 部
国　家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总　局
国 家 质 量 监 督 检 验 检疫总局
国　家　 环 　境 保 护 　总 　局 文　件

国经贸安全〔2002〕327号


关于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经贸委（经委）、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公安厅（局）、监察厅（局）、铁路局、交通厅（局）、卫生厅（局）、工商局、质量技监局、环保局，国务院有关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中央管理企业：

　　近几年，危险化学品泄漏、丢失和运输危险化学品车辆翻车等事故时有发生，并呈逐年上升势头，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构成严重威胁，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江泽民总书记、朱容基总理等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对此高度重视，明确指示要对危险化学品从各个环节上加强管理，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此，结合贯彻落实新修订公布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44号，以下筒称《条例》），根据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专项整治工作的决定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精神，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整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目标
　　以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会议和2002年5月14日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以《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突出重点，依法整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通过整治，规范危险化学品市场经济秩序，在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运输、使用和废弃处置等各个环节建立健全并全面落实安全管理制度，消除事故隐患，健全防范措施，有效遏制危险化学品重大、特大事故的发生，促进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稳定好转。
　　二、整冶工作的范围和重点
　　这次整治工作的范围包括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运输、使用和废弃处置等各环节。重点是：剧毒化学品和液化气体从业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基本条件以及不符合有关资质要求的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存在重大安全事故隐患的从业单位。同时严厉打击利用危险化学品从事各种违法犯罪的活动。
　　三、整治工作的主要任务
　　（一）整顿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和使用企业。凡采用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工艺、装备及不具备安全生产基本条件的生产企业，一律取消其生产资格，予以关闭，吊销其营业执照；凡非法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的企业和单位，依法予以查处；凡不符合有关安全、环保、职业病防治等法律法规和规章要求使用氰化物的各类小金矿和小电镀厂（包括小电子器件生产企业），予以关闭，吊销其营业执照；其他生产、储存和使用企业（单位），都要按照《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严格进行整顿。
　　（二）整顿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和销售网点。要按照《条例》和国家标准的规定，重新审查、核发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对经营场所、经营设施、从业人员素质及安全管理措施等不符合规定的，要限期整改，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取消其经营危险化学品的资格，吊销其营业执照；要对剧毒化学品的经营实行严格的管理，从严审查有关资质条件，督促企业健全各项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坚决依法查处各类非法经营场（点）和销售网点，依法规范危险化学品的销售行为。
　　（三）深入进行危险化学品运输整治。要全面贯彻落实危险化学品运输资质认定制度和危险化学品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管理制度，对不符合资质条件的企业和单位，要强制其停止危险化学品运输活动；要组织对所有从事危险化学品运输的车辆、船舶等运输工具及其负载的槽罐、设备、设施的安全技术状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从严核发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及其负载的槽罐和其他容器的检验合格证明，从严管理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的证照审验。要对剧毒化学品运输的各个环节实行严格的管理，严格执行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许可管理制度，落实安全管理的措施和责任，并加强监管；要坚决禁止在内河、内湖进行剧毒化学品运输。
　　（四）整顿危险化学品的包装管理。要依照《条例》规定对用于危险化学品的包装物和容器（包括用作运输工具的槽罐）实行定点生产。危险化学品生产、分装企业和单位必须使用定点企业生产并经国家法定检测、检验机构检验合格的包装物和容器，不得采购和使用非定点企业生产的产品或未经检验合格的产品。使用中的压力容器应按照有关规定实施严格的定期检验制度。
　　（五）整顿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的安全管理。所有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都要依照《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专项整治工作的要求，进行对照检查和整改，切实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要认真执行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安全标签制度。剧毒化学品从业单位要对剧毒化学品实行全程动态跟踪管理，建立健全生产、储存、使用和销售、购买等各环节的登记制度，落实储存、保管安全管理措施，如实登记销售、购买和发放、领用等环节的流向记录，严防丢失、被盗。对危险化学品生产操作人员、仓库保管员、运输驾驶员、押运人员、运输船船员、销售、采购人员等各类从业人员开展安全教育和培训，实行持证上岗制度。
　　（六）落实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职责，强化监督管理。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切实落实本地区、本部门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的职责，建立监督管理的工作制度，将各项管理措施落到实处。同时，要切实加强基础工作，全面实施危险化学品登记制度，建立全国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数据库，为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事故预防和应急救援提供技术、信息支持。地方各级政府和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要尽快制定和完善化学事故应急预案，逐步建立起化学事故应急救援体系。
　　四、整治工作的方法步骤
　　全国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专项整治工作，从2002年5月份开始，年内基本完成。分四个阶段进行：
　　（一）宣传发动和组织部署阶段（时间约为1个月）。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利用各种媒体，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整治的要求。同时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认真组织制定实施方案，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实施。
　　（二）调查摸底和企业自查自纠阶段（时间约为3个月）。
　　各地区要组织开展调查，摸清本地区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和危险化学品包装物生产企业的底数，包括企业数量、分布、经营范围、规模、管理状况和重要的危险源数量及其分布等基本情况，确定本地区整治工作的重点范围和重点单位。在此期间，要部署、指导并督促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对照《条例》和有关规定开展自查自纠和事故隐患整改工作。
　　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在自查整改完成后，应逐项就本单位贯彻执行《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管理规定的情况写出报告，报当地人民政府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需要申领许可证或资质认可证件的企业，按规定的程序和要求申领或重新申领。
　　（三）集中整治阶段（时间约为3个月）。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组织有关部门成立联合检查组开展检查和集中整治工作。对自查整改达不到《条例》和有关规定要求或者不具备安全生产基本条件的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要责令其立即停业整顿。被责令停业整顿的企业，经整改达到有关要求的，须经省人民政府或其授权部门批准后方可恢复生产；整改后仍达不到规定要求的，要予以关闭，吊销其营业执照。
　　要依法严肃查处危险化学品重大、特大事故，严肃查处拒不执行《条例》规定，顶风违法、违规的单位和责任人。
　　（四）检查验收阶段（时间为2个月）。
　　地方人民政府要对其下一级政府的专项整治工作进行验收。国务院有关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各地区的专项整治工作进行抽查。对验收或抽查不合格的地区，要责令其进一步落实整治措施，加大整治力度，限期完成整治任务。
　　五、整治工作的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要认真学习和领会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对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充分认识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成立由政府负责同志挂帅，经贸、安全监管、公安、监察、铁路、交通、卫生、工商、质检、环保等有关部门市组成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切实加强对整治工作的领导和督查。同时，要层层落实责任，坚持求真务实，扎实工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证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二）突出重点，依法整治。要注意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抓住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中存在的薄弱环节，突出重点开展整治。要通过整治，确保《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得到贯彻落实。
　　（三）明确职责，协调行动。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专项整治工作要坚持"全国统一部署，地方政府负责，部门指导协调，各方联合行动"的要求。全国整治工作由国家经贸委、安全监管局牵头，会同公安部、监察部、铁道部、交通部、卫生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环保总局等部门指导和协调。各部门要按照《条例》赋予的职责，按照全国整治工作的统一部署，督促和指导本系统有关单位在地方人民政府的统一组织和领导下落实各项整治措施。要抓紧清理、修订或制定与《条例》相配套的部门规章或标准，完善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各地区和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确保整治工作协调一致，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四）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整治工作要坚持立足治本，搞好标本兼治和综合治理，做到多管齐下。要将整治与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促进依法经营、依法监管结合起来；与推进科技进步，提高安全技术水平结合起来；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结合起来；与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升级结合起来；将集中整治与建立长效机制结合起来，进而达到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长治久安的目的。
　　（五）广泛宣传，强化监督。要充分利用多种渠道，开展宣传，普及安全知识。充分发挥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作用，发动广大职工和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并监督，形成有利的社会舆论氛围，促进整治工作的深入进行。
　　（六）严格纪律，依法问责。各级负有审批、许可和监督管理职能的有关行政管理机构一定要切实履行职责，坚持"谁发证，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加强监督检查。对于不认真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失职、渎职和滥用职权的有关人员，要依照《条例》和《国务院关于特太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国务院令第302号）的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二○○二年五月十七日

论起诉便宜主义的存在合理性及其借鉴

郑铭勋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100088）


内容摘要：起诉便宜主义是顺应各种刑事政策权衡和增强诉讼效率的要求，具有合理性基础的不起诉制度的原则之一。起诉便宜主义在当今世界各国刑事诉讼中都有着直接的体现和广泛的运用，并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我国应在借鉴起诉便宜主义合理内核的基础上，重塑公诉裁量权，完善酌定不起诉制度。
关键词：起诉便宜主义 不起诉 酌定不起诉

一、起诉便宜主义概述
在刑事诉讼中，起诉具有启动审判的效力，不起诉则具有终结程序的效力。与此相对应，在刑事诉讼理论上，起诉遵循的是起诉法定主义，不起诉则既遵循起诉法定主义，也遵循起诉便宜主义。[1]可见，起诉便宜主义是在不起诉层面使用的与起诉法定主义相对应的范畴。
据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先生研究，起诉便宜主义是指公诉方依据法律的授权，基于刑事惩诫的目的和权衡各种利益，对其所审查起诉的刑事案件，选择是否做出控诉以停止刑事程序的原则。[2]起诉便宜主义最早提出时，颇受负面评价，最强有力的攻击便是来自于起诉法定原则。因为起诉法定主义旨在于在国家主导公诉权的情况下，限制起诉方的肆意处分，防止对被害人及罪行法定、适用法律人人平等原则的侵犯，如有罪不诉、恶意变更公诉罪名等。但事实上，起诉便宜主义并非指刑事追诉机关权衡裁量公诉权无限制，起诉便宜主义是在依存在起诉法定原则基础上的，行使不起诉处分权，必须符合法律明文规定之要件。由于起诉便宜主义与公诉权性质一样，都具有司法处分性质，“站着的法官”在刑事诉讼中的司法裁量权自应受到起诉法定主义之约束。从性质上看，起诉法定主义更似属起诉方职权原则，是一种相对于起诉主体的追诉义务，起诉便宜主义是从起诉的内容着手，更注重起诉后果、起诉效力，以及不同的刑事政策而便宜起诉。[3]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基于各种刑事政策权衡和增强诉讼效率的要求，绝对的起诉法定主义已无法在各国刑事诉讼中实现。起诉便宜主义在各国刑事诉讼中都有了直接的体现，起诉便宜主义与起诉法定主义并存相济已成定势。各国起诉制度的改革也基本上是遵循这一思路进行的。
二、起诉便宜主义的存在合理性
起诉便宜主义作为不起诉制度的一项原则，理论界对其一直非议颇多。但起诉便宜主义的产生和存在自有其诸多合理性，下面笔者主要从五个方面来论证起诉便宜主义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
（一）完整的公诉制度的组成部分
公诉权从理论上可分为积极的公诉权和消极的公诉权。不起诉即表现为消极的公诉权，因此，完整的公诉制度即不容质疑地包含不起诉制度。而在适用不起诉制度的原则时，可以说只有起诉便宜主义才真正能体现不起诉制度的价值所在。这是因为从公诉权的性质来看，法律上的权利可以行使，也应能舍弃，如果一项权利只能行使，而不能对其斟酌处置，那么与其称之为权利，倒不如称之为义务更为合适。所以从此角度来说，如果我们要建立完整的现代公诉制度，不起诉制度特别是起诉便宜主义的存在就是其生命之所在。在现代刑事诉讼中，缺乏起诉便宜主义的公诉制度就是不完整的。
（二）非犯罪化与轻刑化的刑事政策
伴随人类社会由野蛮走向文明，司法也逐渐走上文明的道路，刑罚则从原始的无序和残酷走向有序和文明，从单纯的报应论转向了预防论或者说转向报应与预防的统一。因此，现代社会在犯罪与刑罚的问题上，人们不仅注重对犯罪的惩罚，也更看重对犯罪的预防和改造的社会效果。我国著名的刑法学家陈兴良说：“刑法是一种不得已的恶，用之得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大益；用之不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大害。因此，对于刑法之可能的扩张和滥用，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不得已的恶只能不得已而用，此乃用刑之道。”因此，他提出刑法之谦抑性的理论，认为“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4]非犯罪化与轻刑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普遍的刑事政策，而起诉便宜主义就顺应了非犯罪化和轻刑化的世界潮流，贯彻了刑罚个别化。
（三）刑罚预防目的的需要
“刑罚并非国家之本能反应，而系国家有目的性之作为，国家行使刑事追诉权，应作目的性之考虑。”[5]野蛮的初民社会采用复仇的方式作为对犯罪的一种报复，这种“用复仇的形式来对付犯罪的那种法，只是自在的法，它是不合乎法的形式的，即它的实存是不合乎正义的。”而“复仇由于它是特殊意志的肯定行为，所以是一种新的侵害。作为这种矛盾，它陷于无限进程，世代相传以至无穷。”[6]因此，由复仇到统一的刑罚确是一种文明的进步，然而刑罚的适用其最终目的如果只停留在对犯罪的惩罚这一目的上，其仍然脱离不了复仇的影子。从某种意义上只不过这种复仇的行使由个人转向国家而已。然而由国家代替个人行使刑罚权，虽然避免了罪犯和被害人之间这种复仇的无限过程，但是却可能导致了罪犯和整个社会的对抗以至复仇的无限性。因此，刑罚的设置和行使首先应考虑其应达到对罪犯再犯罪的特殊预防目的，同时也会起到威慑社会的一般预防作用。
相对于起诉法定主义而言，起诉便宜主义更有利于实现刑罚的特殊预防目的。刑罚的制定从社会整体出发，以某种犯罪的一般危害性为基础，但是现实社会犯罪性质的复杂，犯罪的形态千姿百态，犯罪个人情况千变万化，各个不同。因此要实现惩罚的公正性，就必须根据个案的不同情况，斟酌考虑具体是否有必要起诉、审判、直至适用刑罚，以便实现真正的惩罚的实际的公正性。因此，从实现刑罚的预防目的来说，起诉便宜主义制度的存在必要性是毋庸质疑的。
（四）权衡公共利益后的选择
公共利益是公正之外司法、立法所要考虑的另一价值目标，其理应成为现代公诉制度中起诉权是否行使的主要依据之一，这已在许多国家的司法制度成为事实。譬如，英国检察官在决定是否起诉时，要求进行两方面的检验，即证据检验和公众利益检验。英国1983年《刑事案件起诉规则》中引用1951年总检察长肖克罗斯勋爵在下议院辩论中的一段话：“有犯罪就必须起诉，这从来就不是我们国家的方针，我希望今后也会是。在指导检察长工作的最初规则中就已规定‘只有当罪行和犯罪时的情形具有这样一个特点——该案件的起诉符合公共利益的，他才应该起诉’。公共利益是我们应当考虑的首要问题。”[7]香港的刑事诉讼法具体规定了检察官评估公共利益时主要考虑的因素，同时还规定下列情况非有特殊情况可以不提出法律程序：（1）可能判处象征式的刑罚；（2）青年人、老年人及体弱的人；（3）经历长时间后才能审理；（4）精神紊乱的人；（5）边缘被告人。[8]
在我国的公诉制度中引进公共利益原则作为是否起诉考虑的因素之一应当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不违背抑或基本不违背公平和正义的情况下，考虑公共利益而决定不起诉，从而使刑事诉讼达到基本合理，这可以说是一种明智而又无奈的举措，毕竟任何制度都无法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所以说，起诉便宜主义是在公正和公共利益之间权衡后的选择，这种选择总体上说是基本合理的。
（五）权衡公正和效率价值的选择
刑事诉讼价值的多元性如今早被人们充分认识，公正固然是司法永恒的主题，是人们所追求的主要价值目标，但姗姗来迟的公正绝非是人们所追求的真正的公正。效率与公正的关系表现为二者相互包含，相互依存，公正获取与分配是在具有一定效率的前提下实现的，效率是以最佳的方式来最大程度地满足这一既定的目标，同时效率又是评价公正的一种尺度。较之具有鲜明的阶段性、时代性的公正而言，效率则并无显著的阶级性、时代性，更具有全人类性，其绝对价值的成分更高。因此在我国目前阶段，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司法资源严重不足的现实情况下，选择效率作为首要的价值目标，并以相对合理的司法公正来争取整个社会诉讼效率价值目标的最大实现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国内外的刑事诉讼中的简易程序的设置，辩诉交易制度和不起诉制度的确定正是基于这种理念。这也反映出了诉讼效率的价值观已为人们所重视并在立法和司法中体现出来。
不起诉制度中的起诉便宜主义正是伴随着时代的呼声应运而生，它在实现诉讼效率价值目标上有着重要意义。起诉便宜主义的恰当合理地运用为节约司法资源、消化积案、及时实现国家的刑罚权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的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公正起着积极的作用。
三、起诉便宜主义在我国的借鉴
（一）起诉便宜主义在我国的体现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规定了不起诉的三种形式，即法定不起诉、证据不足不起诉和酌定不起诉。就起诉便宜主义的基本含义而言，法定不起诉、证据不足不起诉不应被界定为起诉便宜主义，唯有酌定不起诉吸收了起诉便宜主义的合理内核。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是我国酌定不起诉制度的立法表述，也是借鉴起诉便宜主义的直接体现。
我国酌定不起诉制度是对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免予起诉的重大修改和完善。所谓免予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对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的犯罪嫌疑人，决定不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直接认定其有罪，但免予追诉的一种法律规定。由于免予起诉决定相当于法院作出的确认有罪但免除刑罚的判决，直接违反了法治原则，因此我国在1997年修订刑事诉讼法时，借鉴起诉便宜主义确立了酌定不起诉，即检察机关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但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享有决定是否起诉的自由裁量权。这使得我国不起诉制度更加民主、科学，更有利于司法领域中的人权保障。
（二）我国酌定不起诉的运用及其存在的问题
酌定不起诉制度在我国确立后，法学界和司法界也是对其褒贬不一，具体如何评估，我们必须回到实践中从其运用的情况去考察。
有统计资料显示，1998年全国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部门共受理公安等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444192件，涉案犯罪嫌疑人668698人；共受理检察机关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32539件38809人。经审查决定提起公诉403145件584763人，决定不起诉15193人。其中法定不起诉2554人，酌定不起诉9244人，证据不足不起诉3395人。中国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不起诉的比例与德国等国家相比，显然非常低。1998年不起诉人数占审结总人数的2.5%，其中酌定不起诉人数只占审结总人数的1.5%。[9]而在德国，检察官审查起诉的案件，每年起诉的约占35%，不起诉的占50%，免诉的占10%，另有5%作其他处理。在荷兰，每年大约有60%的犯罪案件都由检察官作不起诉处理。[10]究其原因，主要是与德国等国家相比，在中国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案件基本上是性质较为严重、危害较大的案件，轻微案件基本上由行政执法机关处理，并不由检察机关管辖。除此之外，在这里我们尚需探讨其他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在审查起诉时，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范围较小。酌定不起诉适用的前提条件是“犯罪情节轻微”，这将检察官的不起诉裁量权限定在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上，对于犯罪情节较重的案件，就不得作出酌定不起诉。而根据我国《刑法》第37条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判断依据是“犯罪情节轻微”，尽管并非“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一定都“不需要判处刑罚”，但可以看出刑法对“犯罪情节轻微”的定位已非常之低。将“犯罪情节轻微”作为“不需要判处刑罚”和“免除刑罚”的共同条件，事实上将我国检察官的不起诉裁量权限定在了极小的范围之内。[11]
第二、酌定不起诉的适用标准具有相对不确定性。这首先表现于“犯罪情节轻微”需要公安、司法机关综合考虑罪犯及犯罪的各种因素，然后区别于“情节显著轻微”和“犯罪情节较轻”。其次，“不需要判处刑罚”更是一个自由裁量的过程，此时，检察机关应当像人民法院裁量刑罚一样，全面考虑各种因素进而作出合理的判断。至于“免除刑罚”，在刑法上通常是与“从轻”或“减轻”并列规定，在适用上又分为“应当”和“可以”两种情形，因而仍然存在不容忽视的裁量因素。[12]
第三、实践中司法部门对检察官适用酌定不起诉的控制非常严格。司法实践中，人民检察院在作出不起诉决定拟定时，须退回移送案件的机关或部门补充侦查。在此基础上办案人员、部门负责人、检察长均认为犯罪嫌疑人符合酌定不起诉条件时，才由检察长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此外，对于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作出酌定不起诉后，行使不起诉权的人民检察院的审查报告和不起诉决定书副本应报送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如果上级人民检察院认为不起诉决定错误时，可以撤销不起诉决定并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这些为防止检察官滥用职权而对酌定不起诉权的诸多限制，严重阻碍了检察官不起诉权的运用。
第四、检察官不愿提出酌定不起诉决定。实践中，检察官多半不愿提出酌定不起诉决定，这其中原因主要是酌定不起诉的适用条件不明确、适用的限制严格，在有些案件中，检察官作出酌定不起诉还可能受到非议，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此外，检察官的素质和司法理念也是他们不愿适用酌定不起诉的原因之一。
（三）我国酌定不起诉制度的完善
为了有效控制犯罪，维护社会的长期稳定，提高诉讼效率，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我们应在批判吸收起诉便宜主义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不起诉制度，特别是酌定不起诉制度，以使其在我国的法治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笔者在此提出以下完善措施，以期抛砖引玉，加快我国不起诉制度的进程。
完善措施之一：适当放宽酌定不起诉的条件。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酌定不起诉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检察院才可以作出不起诉处理。法律规定的近乎苛刻的适用条件，不能充分发挥酌定不起诉应有的作用。因此，立法应当放宽酌定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应当突破“犯罪情节轻微”的界限，只要“犯罪情节较轻”而又符合刑法规定的免除处罚的情形，即可适用酌定不起诉。具体何谓“犯罪情节较轻”，可依刑法规定的法定最高刑期而定。
完善措施之二：可借鉴国外的不起诉公共利益原则，并可考虑补充对特殊群体如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的酌定不起诉的规定，以扩大酌定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在世界许多国家中，公共利益原则都在不起诉制度中被确定下来，我国的酌定不起诉制度在这方面尚是空白，在此问题上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特别是我国香港地区的公共利益原则，以完善酌定不起诉制度。
对于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考虑他们的智力、体力、心理的特殊情况及残疾人的生理缺陷，对这些特殊群体可作如下放宽条件的规定：
（1）犯罪情节轻微的，本人认罪悔罪，可以作不起诉的处理；（2）犯罪情节较重，但具有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情节，本人认罪悔罪，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以作不起诉处理。[13]
完善措施之三：简化不起诉的工作程序，并且对有被害人的案件，决定不起诉应征求被害方同意。因现行法律对不起诉适用的程序严格限制，导致检察官不愿提起酌定不起诉意见。因此在适用酌定不起诉时可规定由检察官提出，征求被害人同意，报检察长审批即可。之所以主张不起诉应征求被害人意见的原因是，在我国民众的历史传统观念中，犯罪主要侵犯的不是社会秩序，而是被害人的利益。在众多有受害人的案件中，案件如何处理，总是倍受被害人关注。如果检察官不征求被害人意见而作出不起诉决定，在多数情况下这可能使被害人认为是对自己新的侵害，因而导致他们因对不起诉不满而申诉。[14]
完善措施之四：建立合理的不起诉制约机制。众所周知，一项制度如果制约机制不够健全，则容易导致某种权力的滥用；相反，如果制约机制过于复杂，又会导致权力不能充分合理运行，从而会降低该制度的社会作用。因而针对目前酌定不起诉制度实际运行中所出现的一方面有权力滥用的情况，另一方面又有权力不用的大量情况，改变目前的制约机制是很有必要的。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1）从被害方而言，在上文已探讨过检察官作出酌定不起诉应征求被害人意见，这时被害人即可对不起诉进行监督，因而不必再增设其他的被害人制约机制；（2）从国家的角度而言，应建立制约检察官滥用不起诉权力的机制，其具体作法是加强检察委员会对不起诉的监督制约力量，对于检察官提出申请，报检察长批准即可的酌定不起诉，检察委员会认为不合适而提出纠正意见的，检察人员应当执行。这是酌定不起诉的内部监督机制；（3）从被告人的角度而言，应在立法中规定被不起诉人可向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检察院或其上一级检察院申诉。
对于酌定不起诉制度，除了以上的完善措施之外，要使酌定不起诉权被合理运用，提高检察官的法律素养，转变他们的司法观念也是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汪建成：论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的调和[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