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和谐观
——“和谐”纵横谈
杨青贵

2005年3月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温家保总理审时度势地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之目标，为中国之持久稳定与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早在十八世纪，黑格尔就据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提出了 “市民社会”之说，而马克思则将整个社会划分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两大领域，前者是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是以商品经济发展为条件的，“自然状态”和政治领域的，由普通“人格人”组成的私人领域和文明社会。作为该社会最基本构成要素，市民以自由、平等、效益和安全为根本价值取向，并为之执着追求、坚定不移。而市民亦是服从感性的和个性冲动，在不可控制的冲动和欲望诱惑下，也是有可能作出社会所不容许的行为。我们反对此类行为，并积极主张次序压倒无序，以构建和达到社会和谐状态。而社会之和谐则为根本价值之基础和目标。有之则有利于市民根本价值之满足，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持久发展；反之，市民社会将走向分崩瓦解之绝境，更勿论市民之正义追求和境况如何。政治社会以公权力为依托，核心表现为正义法律，体现权力的服从关系。在市民社会角度，公权力应主要体现在矫正正义方面，以正义方式制定和实施的法律来矫正不和谐的市民行为。维护和谐社会这一块净土。从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标准，即基尼系数：“按照国际惯例，通常把０．４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基尼系数在０．２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在０．３～０．４之间为‘比较合理’，０．４～０．６为‘差距偏大’，０．６以上为‘高度不平均’”。且“据国家税务部门测算，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达到０．３９，接近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来至和讯网 (2003-01-29)）。2005年“和谐社会”的提出与时俱进，既反映了中国当代社会长期以来所积累的社会矛盾，正确反映和解决我国现阶段的突出问题，又抑制和矫正了市民社会个性冲动与极端欲望，更为今后的持续和平和稳定发展指明了新的出路。从市民社会的角度观察，作为提倡并发展“市民社会“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中国在发展道路上又一重大进步，更是市民社会法治进步的重要标志，体现了以法律辅助矫正反次序、不正义行径的有效性。毕竟法律既是增进自由的一种重要力量，也同时是限定绝对自由的有效工具。
在著名的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看来：“一个人应当做他的能力使他所处的生活地位中的工作”，这才是符合正义和次序的正义和自由。各个等级之间必须各司其职，禁止相互之间侵害的可能性，从而得到维护相对和谐稳定的自由社会状态的可能性。从这一点上，我们也不妨认其为一定意义上之和谐。这办法至少也尽量减少了各等级之间及等级内部造成冲突的可能性吧！也体现“一个人的自由是以另一个人的自由为界限”（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95页）之基本要求。自由是人理应出生取得的，是人类生来本应享受和不可剥夺的一项自然和基本的普遍性，其源于市民的自由理性冲动和人性，主要体现为基本自由，即：自由平等权、对社会的追求自由、对市民社会效益的追求等多方面。“任何人生来都渴望自由，痛恨奴役状况。”（朱利叶.凯撒）要求自由的愿望又是人类根生缔固的一种欲望就连渴望随心所欲的小孩都懂。因此，为了达到自由之神圣目的，市民定然积极追求，“矢志不虞”，更无所畏惧，不惜取任何手段，其结果，定然会造成道德的沦陷，甚至社会稳定环境的破坏，社会正义次序难以维系，更别提其他市民社会成员之正义满足问题了。如果对自由不加限制，那么任何人都会成为滥用自由的潜在受害者。即此，市民社会必须坚持将“和谐”作为保障自由的前提和基础，严格限制市民所谓的自由活动，把握好社会的维度，决不能将自由视为一种人的“自由权利”。随社会向市民型社会转变，成员对自由价值内容和实质性追求越来越进步，这在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中不就是一个好的体现吗？只有在市民中树立”和谐观”，建立“社会和谐保障体系”，才能尽量减少成员间相互侵害的可能性，使各位成员拥有追求自由之普遍可能性，最终以更大程度地满足绝大多数市民之自由神圣价值的要求。这不仅需要以成员和市民社会自我约束调节为主，也需要一定程度上辅用政治社会之公权力，更需要两者发挥综合作用，以构建外部保障体系，最终构成社会之“和谐状态”。
作为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形态，主要是由作为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参与者—市民，即“人格人”，按照一定的宗旨，构建形成的稳定社会状态。法律可以是增强个人与个人和群体与群体平等方面发挥效用。从市民社会调整的法律法律角度看，民法发挥了重大的效力。其主要是靠基本原则予以发挥的，而历史上无论哪部有贡献力的民法典都是把“平等”写入了基本原则内的，且在实践中严格要求贯彻执行。平等乃是具有多种不同含义的多形概念，具体体现在民法规定的平等上，涉及机会平等、法律待遇平等和市民基本需要平等。其主要要求成员间进入民事领域的机会参与平等，而不仅实质意义上的平等、结果平等。只有在普遍意义上达到了两者综合平等，才能够平衡参与者间权利，相同的人和相同的情形必须获得相同或至少相似的待遇，不能将性别、宗教、民族背景、文化底蕴和意识形态信仰等因素作为限制市民平等的“依据”，当然也不能将行为能力的划分问题考虑在内。给予相应平衡的对待，才能为市民追求自我、实现自我价值最大化提供互动平台。从整体来讲，这就减少社会不公的可能性，尽量避免和减少了相互间的摩擦，可想而知，最终的结果肯定是进一步达到了社会的和谐了。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规则（主要指形成和谐状态的方式），就没有平等。因此，可以讲，在一定程度上和谐是平等原则的最终归宿和目标。为此，我们在驾御市民社会时应把准和谐准则，尽可能用长远的眼光处理市民社会的不平等问题。我认为有条件的话可以将“和谐原则”作为民法公序良俗原则的兜底原则，以作为问题最后的评价和解决标准。正所谓有了“目的”才可能有“标准问题”嘛！一定程度上发挥公权力的干预作用，凡是法律视为相同的人，都应以法律确定的方式来对待[justice new york,1967],但须严格禁止立法者在其立法中进行不合理的分类。对于市民社会来讲，应在立法中承认的权利（包括基本权利），我们允许其提供形式机会，而非实际机会。最终，应以市民基本需求的平等来补充基本权利的平等，实现形式与实质的双赢。
"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个之上的主人--苦与乐--的统治之下"。康德说："我把道德感原则也算做幸福情感，因为任何一种实践上的关切，都通过事物所提供的满足而增加人的舒适，不管这种关切是直接的不计利得还是考虑到利得而发的”（时间：2004-4-4 21:39:17 来源：政法人网站 作者：陈晓平）.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人们有将个人满足作为道德情感和理性追求的倾向，只要是利益就有人为之倾倒，为之不择手段，难道任何人都会大公无私，奉献他人和社会吗？如果没有任何条件加以限制，他们也会“把道德感原则也算做幸福情感”，加以追逐，不计利得还是利失，其结果必然可想而知 。作为以平等、自由等为宗旨的市民社会来讲，利益追求的极端化必然成为利益追求的死敌，市民社会必须严格限制追求利益极端化的野蛮行径，维护社会的良好次序，保证社会平稳有序地向前持续发展。上述利益问题是造成现象的基本原因，要解决它就要处理好核心内容—和谐问题。只有在最广大市民中树立和谐观，使之形成朴素的和谐道德精神，并使之坚持以从事任何相关工作。我们还应教导市民为了他人的利益而依自我约束方式以调和自我利益，引导人们注重他人，增强安全意识我想这样来，市民们还会尽力追逐个人私利而不考虑其他人的因素吗？必须严格将“和谐观”作为市民追求利益（效益）的前提和基础。正如霍布斯“人民的安全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将安全作为客观事实的最高权威，以有效规范市民社会之行为 ，实现个人努力与社会努力之间和谐的积极互动关系。
《资本论》认为，只要有100%的利益，将有人甘冒生命危险；有200%的利益，有人就会践踏一切。作为主张保护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来说，安全是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只有在尽可能充分的安全保障下，才能够给予市民追求其它社会之正义价值尽可能提供可能性。安全具有两面性一种是作为合理的稳定生活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一味强调安全，还会导致衰退。我们在追求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最大化的同时，应以安全为己任，在有效限制消极影响的同时，加强对安全的保护。市民社会主要从两个方面加以保护：一方面，其保护“有赖于其构成成员的个人行为之合理性”（《中国民法学》法律出版社，李开国、张玉敏主编）。成员个人自由的合理性必须注重保护好他人的正义要求。亦即“一个人的自由是以另一个人的自由为界”（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195页）。严格限制任何一方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以剥夺他方利益为代价，以达到最普遍意义上平等，从而保障双方利益的互动实现，以从市民间角度，达到安全社会状态，维护社会和谐持续地发展。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政治国家的外部强制保障，以公权力排除市民间相互侵害的可能性，并依靠强制作用震慑不正义之市民和国家非法侵害行为，但需严格限制它的权力，以达到制衡的目的，使之严格按照市民社会发展要求，最终从外部维护此私域安全，而非不当侵害。因此，以上两方面之安全状态形成过程可看出：通过发挥内外两方面的有效作用在市民社会中树立和谐社会安全观、建立“和谐保障体系”，对于市民安全价值之追求确实是可行的且应实际落实执行。不妨大胆设想，我们将“和谐原则”作为民法原则兜底的兜底，并在调整民事法律关系中，以之作为最后的保障，建立法律安全，坚决维护重大的需求和利益，平衡社会多形价值和利益，实现社会的共赢。值得探讨。
正是由于和谐的存在及作用发挥，再有社会自立与公权力的协调和控制，才有了市民社会之自由、平等、效益和安全价值之综合效应。更不难理解“构建和谐社会”方案的及时提出与新型市民社会之发展要求，与中国发展市民社会国家和法治建设之要求这一目的。
其实，我也并不排除共权力读建立和维护市民社会和谐状态的有益作用。据博登海沫看来，次序与正义密切关联。只有两者相互结合才能发挥更大的综合作用。而这种综合体形成的必然结果是法律，不管是以社会自力为主，还是以公权力为辅助手段。设想如果没有规则就会使一切市民之正义价值不复存在。规则管理人际关系，本身也可自动提供某种预防性统治形式的措施，亦即保障社会次序的正义法律并不能对正常市民社会次序产生不良影响，反而能维护市民社会之自由、平等、效益和安全之根本价值。即然如斯，我们何以不用维护社会次序的正义的法律方法来达到法治之和谐要求吗？如果能把握好正义与次序、法律与正义这两对关系。我认为以法律手段调整市民社会和谐引起的或“和谐”原则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是确实可行的，那些出现过的或现正使用的著名《民法典》不正发挥有效功用吗？虽然以市民社会自我调节为主、法律手段调整为辅仍有许多弊端确实存在，值得商榷！但是仍值得使用吧！至少我认为。

2005年4月1日
于西南政法大学经济贸易法04级7班

主要参考书目：
《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博登海默著 邓正来译
《中国民法学》 李开国、张玉敏主编 法律出版社
《民法总论》 王择建著
主要文库：
西政学子文库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办法

2007年7月27日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学校国防教育

　　第三章 社会国防教育

　　第四章 国防教育保障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国防教育活动及其保障。

　　第三条 本市通过开展国防教育，使公民增强国防观念，掌握基本的国防知识，学习必要的军事技能，激发爱国热情，自觉履行国防义务。

　　第四条 本市国防教育贯彻全民参与、长期坚持、讲求实效的方针，实行经常教育与集中教育相结合、普及教育与重点教育相结合、理论教育与行为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针对不同对象确定相应的教育内容、考核标准，分类组织实施。

　　第五条 接受国防教育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普及和加强国防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第六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国防教育工作，并将国防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为单位开展国防教育和公民接受国防教育创造条件。

　　驻京军事机关应当协助和支持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开展国防教育。

　　第七条 市和区、县国防教育办公室负责组织、指导、协调和检查本行政区域内的国防教育工作。

　　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各级各类学校的国防教育工作，指导、监督学校开展国防教育。

　　人事行政部门负责本市国家机关的国防教育工作，将国防教育纳入培训计划，指导、协调各机关开展国防教育。

　　兵役机关负责所属民兵、预备役人员的国防教育工作和学校、本市国家机关以外的单位和人员的国防教育工作。

　　民防行政部门负责人民防空教育工作。

　　民政行政部门结合拥军优属工作，开展国防教育。

　　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行政部门将国防教育纳入工作计划，根据各自职责开展面向社会公众的国防教育。

　　征兵、国防科研生产、国民经济动员、国防交通、军事设施保护等工作的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负责国防教育工作。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以及其他有关社会团体结合工作特点，协助人民政府开展国防教育。

　　第八条 每年九月的第三个星期六是全民国防教育日。

　　负有国防教育职责的部门在全民国防教育日，应当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开展国防教育活动。

第二章 学校国防教育

　　第九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国防教育列入工作计划，并对学校的国防教育工作定期进行考核。

　　第十条 各级各类学校应当将国防教育纳入工作和教学计划，根据全民国防教育大纲和本市有关规定，开展国防教育。

　　第十一条 小学和初级中学应当将国防教育的内容纳入有关课程，采取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相结合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国防教育。

　　小学和初级中学可以通过少年军校、组织军事夏令营和聘请校外辅导员等形式开展国防教育。

　　第十二条 高等学校、高级中学和相当于高级中学的学校对学生进行国防教育，应当将课堂教学与军事训练相结合，并将学生的国防教育课程成绩记入学生档案。

　　第十三条 学校开展国防教育应当建立安全制度，制定安全预案。

第三章 社会国防教育

　　第十四条 国家机关应当根据工作性质和特点，采取国防知识讲座、军事日活动等形式，有计划地对工作人员进行国防教育。

　　从事征兵、国防科研生产、国民经济动员、民防、国防交通、国防教育、军事设施保护等国防建设事业的国家工作人员，应当学习和掌握履行职责所必需的国防知识和技能。

　　本市根据需要选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到军事院校接受培训，学习和掌握履行职责所必需的国防知识和技能。

　　第十五条 民兵、预备役人员的国防教育按照国家和军队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企业事业组织应当将国防教育列入职工教育计划，根据负有国防教育职责部门的安排和要求，组织本单位人员开展国防教育。

　　承担国防科研生产、国防设施建设、国防交通保障等任务的企业事业组织，应当根据所担负的任务，制定相应的国防教育制度和计划，有针对性地对职工进行国防教育。

　　第十七条 北京日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首都之窗网站等媒体，应当开设栏目或者制作节目，普及国防教育知识。

　　第十八条 在国庆节、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和全民国防教育日，经批准的军营向社会开放。

　　第十九条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配合有关部门对本地区的居民、村民开展国防教育。

第四章 国防教育保障

　　第二十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开展国防教育的需要，在财政预算中保障国防教育所需的经费。

　　负有国防教育职责的部门应当在本部门预算经费内列支国防教育所需经费。

　　第二十一条 各级各类学校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在本单位的经费中列支学生国防教育经费，落实师资、教材和课时，保障对学生进行国防教育的需要。

　　第二十二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以捐赠、资助，开展国防教育宣传、研究等形式，参与、支持国防教育。

　　第二十三条　国防教育经费和捐赠、资助国防教育的财产，应当用于国防教育事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挪用、克扣。

　　第二十四条 具有国防教育功能的博物馆、纪念馆、科技馆、文化馆、青少年宫等场所，应当采取多种形式为公民接受国防教育提供服务，对有组织的国防教育活动实行优惠或者免费。

　　第二十五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国防教育基地的规划、建设和管理。

　　国防教育基地应当对有组织的中小学生免费开放，在全民国防教育日向社会免费开放。

　　第二十六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国防教育培训机构的建设和管理，为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等开展国防教育提供保障。

　　国防教育培训机构应当依法成立并开展国防教育活动。

　　第二十七条 国防教育办公室组织、协调有关单位从热爱国防教育事业、具备国防知识和必要军事技能的人员中选拔国防教育教员，并加强对国防教育教员的培训和管理，协助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等开展国防教育。

　　第二十八条 国防教育办公室应当会同教育、人事、兵役、民防、保密等部门，根据不同国防教育对象的情况和国防教育需要，依据全民国防教育大纲，组织编写国防教育基础知识教材和应用教材。

　　第二十九条 国防教育办公室应当制定国防教育工作考核办法，对负有国防教育职责的部门进行考核。

　　负有国防教育职责的部门应当建立国防教育责任制，落实国防教育工作。

　　第三十条 本市对在国防教育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负责国防教育的国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挪用、克扣国防教育经费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归还；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2007年9月15日起施行。1993年7月30日北京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北京市国防教育条例》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