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民事诉讼中的审判监督程序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李娜


内容摘要；审判监督程序是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中争议较多的一个程序，自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施行以来，审判监督程序有了很大的变化。审判监督程序的完善应取消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完善检察院抗诉再审，严格再审事由的规定，加强和完善当事人申请再审制度，充分行使当事人的诉讼，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关键词：再审的提起、再审事由、再审程序。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审判监督程序，总的指导思想是要加强对审判活动的监督，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使那些确有错误的审判案件，能够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这就需要明确监督的重点，讲究监督的实效，减少重复劳动、无效劳动，使审判监督程序成为名副其实的监督程序。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特点
审判监督程序：是指有监督权的机关或组织，或者当事人认为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发动或申请再审，由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再审的程序。它与第一、二审程序相比较、具有以下特点。
1．具有补救的性质。
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并不是审理每个案件所必须的程序。只有在发现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需要进行再审的，才能适用再审程序。从诉讼阶段来说，也不是每个案件的审理都必须经过的诉讼阶段，对那些没有必要再审的案件，就不经过这一特殊的诉讼阶段。
2．由特定的主体提起。
民事诉讼法规定，提起案件再审的，由人民法院（包括原审人民法院的院长、二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提起，有当事人申请，还有人民检察院抗诉。除此之外，其他任何人、任何机关都无权提起再审。这些提起再审的主体，虽然都认为院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但提起的具体理由和条件不同。
3．审理的对象
审判监督程序的审理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再审的原因是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其判决、裁定不论是第一审人民法院还是第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的，都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并且确有错误，也只有当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且发现确定有错误的，才能通过再审程序进行纠正。
4．适用程序
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再审，没有统一的审级、具体有适用程序，有可能是第一审程序，也可能是第二审程序，实施再审的人民法院，有可能是原审人民法院，也有可能是原审的上一级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法院，具体程序也各相同，人民法院提起再审、人民检察院抗诉提起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各有不同的程序，不是统一的一个程序。
二、提起再审的条件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1．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2．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3．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4．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5．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6．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7．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
　　8．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9．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10．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11．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12．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13．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或者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三、我国再审程序存在的问题
1．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与生效裁判稳定性之间的冲突
我国民事诉讼法设定再审程序的立法宗旨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其目的在于对已经发生发律效力的裁决，发现确有错误的，仍有通过法律程序得到纠正的机会，从而有效地保证人民法院裁决的正确性，合法性，维护社会主义法律的尊严和审判工作的权威，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一立法出发点完全是好的，内容无疑也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一味的追求纠正错案，而牺牲法院裁决的稳定性，那么其正确性就不是绝对的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意味着司法机关无论什么时候发现生效裁决的错误都应当主动予以纠正，而当事人只要认为生效裁决存在错误就可以不断的再审。如果照这样的立法思想设置再审程序，那么纠纷的解决就会陷入循环往复，永无止境，而人民法院裁决的稳定性，权威性也必然别牺牲。同样，如果就当事人来说，对人民法院已生效的裁决，裁定没完没了的长期申诉，不但耗费了大量时间，财力，增加诉累，而往往由于事过境迁 ，无法再对案件事实进行复查，或者是无理纠缠而达到申诉所要得目的，不利于民事经济秩序的稳定，也不利与社会的安全团结。既然人民法院的裁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既然是实行两审制，就应当保证法院裁决，裁定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不应当轻易变更或者是不予执行。允许在长期内无限制的纠错申诉，要求再审，实际是使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决，裁定处予不正定状态，使民事关系也处于不稳定状态。
2．审判监督权的扩张于当事人诉权，处分权行使的冲突
依据司法自制的原理和法律对诉权，处分权的规定，民事诉讼权利，国家不得随意干预并应当保障当事人行使这种权利。特别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当事人的这种权利更应得到尊重。但由于我国民事再审程序超职权主义模式的影响，法院和检察院在审判监督方面被赋予了相当大的权利，而当事人的诉权和处分权反而被压缩，从而导致了审判监督权的扩张与当事人诉权、处分权行使的冲突。现行民诉法规定了三种发动再审的程序，在支动再审的三种主体中，法院和检察院享有充分的发动再审的权力，检、法两院发动再审均没有时间限制。检察只要抗诉，法院就应再审，法院自己可以主动发动再审，撤销其认为确有错误的裁判。不仅上级法院可以通过再审撤销生效的裁判，原审法院也可以通过再审撤销自己的裁判。这就必然会引起审判监权的扩张。而当事人申请再审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必须经过法院认可和确认再审事由的程序，当事人完全感觉不到自己诉权的存在。当事人向原法院申请再审，一些法院要么长时间不作答复，要么简单地通知驳回，很少能够得到再审。当事人的上级法院申请再审，上级法院往往将案件批转到原审法院。转到原有法院后大多数便石沉大海。许多当事人对按照正常程序向法院申请再审失去信心，以至于采取一些非法或过激的行为来达到申请再审的目的。另一些“有办法”的律师和当事人转而采取非正当的方法，如通过党政机关、人大等部门给法院施加压力，或打通法院内部一些“关节”来引发再审程序。这样再审程序的发动就有了很大的随意性，并因此而成为滋生司法腐败的一块土壤。
四、对我国再审程序制度的完善
1．更新立法观念
首先坚处分原则持放弃职权主义思想。处分原则是民事诉讼法的重要原则之—，其内涵是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自己的程序利益作出安排，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选择。诉讼虽然是公权性救济方式，在—定程序上体现国家的意志，但民事诉讼毕竟不同于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其解决纠纷属于“私法”领域的权利义务，当事人理应有我决定的权利。应当尊重当事人对再审程序的选择权，这样才能在诉讼中建立起公权当事人处分权之间松紧有度的制约机制。
其次，坚持法的安定性和程序公正原则。在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总的指导思想下，应当重视要保持人民法院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法的安定性是西方国家再审程序广泛适应的理念。尤其是在判例法国家，因确定的终局裁判既有创制法律规则的功能，科学地对待生效裁判被置于突出的地位。而我国民事再审制度是将发现真实进而维护当事人权益作为唯一的法的价值目的，进而将再审制度作为纠错的基本手段，此为轻程序重实体误区的又一表现。诉讼的目的虽在于发现真实，但不可能究尽证据。现实的选择是只能在保障程序公正的基础上实现实体公正。
2．取消法院职权提起再审。
首先，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违背了民事诉讼“不告不审”的原则，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侵犯。众所周知，法院行使权力的特征是被动式的，或消极的，为了保证其被动性，法院实行不告不审，告什么审什么的原则。特别是在民事诉讼中，法律明确规定了当事人对自己实体和诉讼权利的处理权，对生效的裁判，即使有错误，只要当事人不提出异议，法院就不应主动干预。否则，在当事人权衡利弊放弃再审请求权行使的情况下，法院若强行予以干预，不仅会违背法院以消极主义行使权利的特征，同时亦构成了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侵犯。
其次，我民法院发动再审，违背了判决效力的基本理论。判决因宣告或送达而成立后，就产生一定形式的能力，其中对法院的效力，称为拘束力。如果法院系统能够随时（无期限限制）、随意（无制度的约束）地否定自己或下级法院作出的确定判决，那么判决的权威性、人民法院的威信就荡然无存了。
法院作为居中裁判者，如果又充当再审提起人，混淆了诉讼权和审判权，与诉审分立相矛盾。现实中人民法院启动再审，绝大数来源于当事人申诉和检察院抗诉。因而既然规定了当事人有权申请再审，国家司法机关依职权启动再审就没有重复规定的必要。
3．完善检察院抗诉再审
诉讼请求是一种私权，私权在法律上被普遍认同私权自治的基本原则。对这一领域的权利行使，国家一般不干预或少干预，否则会导致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侵犯，而检察机关抗诉引发再审是国家职权干预私法领域权的表现，有损诉讼的公平与效益。现行检察机关的抗诉监督存在诸多弊端。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抗诉的案件，与当事人申请再审不同，必须引起再审程序的发动。
关于不良资产受让人起诉银行纠纷案件争议综述及尽快制定相关司法解释的建议

马耀强

二十世纪末，国务院办公厅先后转发了人民银行、财政部、证监会《关于组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意见》》和《关于组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的意见》（即国办[1999]33、66号文件），相继组建了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接收国有商业剥离的不良资产。不良资产受让人取得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的这批不良资产后，起诉当初剥离“不良资产”的银行，要求人民法院判决银行承担赔偿责任。由于种种原因，各地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认识不一致、裁判尺度不统一，同类案件不同裁判结果差异较大。特别是一些法院对资产剥离行为的特殊政策性质考虑不足,简单适用民事法律判决银行承担责任；在有一些法院，只要受让人起诉剥离不良资产的银行，后者就必败无疑。
国家设立资产公司的宗旨是消化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包袱，以最大限度保全资产、减少损失。购买不良资产是为了通过实现贷款债权而获取利润。由此而言，二者的利益并不矛盾。但是，目前，越来越多的人购买不良资产之目的不是向借款人主张权利，而是专门瞄准银行承担责任而诉讼。一方面少数人通过与银行的博弈“一案暴富”，另一方面，银行败诉案件的损失又转嫁给国家财力来消化。这种现象,无疑是违背国家实施剥离不良资产初衷的。
由此出现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国有商业银行依照国务院的政策剥离不良贷款，何以又为剥离的不良贷款而承担民事责任？到底是国务院的政策存在问题还是银行的剥离行为存在问题？还是法院的审理存在问题？这种判决结果与国务院政策的宗旨所发生的冲突如何协调解决？据此，迫切需要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
一、不良资产受让人诉银行纠纷主要类型
1、破产债权剥离型。银行将债务人破产未获清偿部分贷款或抵债资产处置后未足额冲抵部分贷款作为呆账贷款剥离，受让人以银行将已消灭的债权转让属于欺诈行为等为由要求银行承担责任。
2、以物抵贷债权剥离型。主要表现为银行将剥离前已与债务人协商以物抵贷或在法院执行过程中裁定将债务人财产抵偿贷款的这部分法律上债权债务关系已消灭的债权剥离给资产公司，资产公司或债权受让人向债务人追偿时，债务人以借款合同所设定的权利义务在客观上已不存在，原债权人和受让人无权再向债务人主张权利为由进行抗辩。受让人据此请求银行返还已实现的部分或全部债权。
3、为了实施剥离不良资产而变更合同型。在剥离前，银行采用借新还旧方式把一些事实上已形成呆滞、呆账贷款变更为正常贷款或逾期贷款。剥离不良资产时，这些正常或逾期形态的贷款按照“四级分类”不在剥离不良资产的范围。有的银行为了剥离这部分事实上的呆滞、呆账贷款，便与借款人协商以原债权债务关系为基础采取“变通办法”：一种做法为，将多笔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合并为一笔，制作一份符合剥离贷款形式的借款合同剥离给资产公司，银行放弃原来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再有一种做法为：将合同关系追溯到贷款之初启用原借款合同或按照原合同复制一份合同剥离给资产公司。在受让人行使权利后，债务人矢口否认债务，或者即使银行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真实存在的，但受让人以与转让的合同非同一笔债权之由而要求银行承担责任而形成纠纷。纠纷的根本原因是债务人讨废债务、或者受让人与债务人恶意串通将责任转嫁银行。
4、自办实体贷款剥离型。不良资产受让人受让银行自办实体债权后发现银行在设立、变更、注销自办实体时存在诸如出资不足、未依法履行清算义务、无偿占用实体资产、注销手续瑕疵等问题，根据有关司法解释要求银行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或直接清偿责任。
5、资产划转义务履行不当型。一是不良贷款剥离时未将抵（质）押物移交给资产公司；二是不良贷款剥离涉及的以资抵债资产未移交给资产公司；三是不良贷款剥离后从债务人处收取的资产（或资金）未移交给资产公司。债权受让人以“银行将已实现的债权转让”或“不当占有资产”为由要求银行承担侵权或不当得利责任。
6、法律上不能实现债权型。债权转让前，因银行原因造成债权难以实现，但转让时未明确说明。受让人以银行未尽义务之由要求银行承担责任。　
7、剥离手续瑕疵型。有些不良贷款剥离时存在划转材料、签章不真实的情况，债权受让人要求银行承担民事责任。
8、其它类型。如剥离贷款由银行分支机构提供了担保或是银行分支机构曾经为剥离贷款债务人提供不实的或有其他瑕疵的验资证明。债权买受人要求银行承担担保责任或赔偿责任。
9、虚拟债务人和债权债务关系或银行单方面变更贷款额度。
二、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1、法院是否应当受理不良贷款受让人诉原债权银行纠纷问题。
受让人起诉银行后法院是否受理问题在审判实践中成为争议的核心焦点。
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国有商业银行在政策性金融资产转让协议发生的纠纷问题的答复》（即[2004]民二他字第25号）出台后，银行与资产公司之间的不良资产剥离纠纷问题解决了。但《答复》对不良资产的受让人起诉原债权银行案件人民法院能否受理并没有明确规定，各地法院处理结果不尽一致。当前需要明确的是，受让人从资产公司受让不良贷款后是否享有程序上的诉权和实体上的请求权。
银行的观点是： [2004]民二他字第25号《答复》虽没有明确规定第三人受让资产公司 “不良债权”的是否具有可诉性，但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和债权转让的基本原理，后债权人的权利不能也不应该大于前债权人，前债权人既无诉权，后债权人对原债权人也不应有诉权。反过来讲，受让人受让债权的前手是资产公司，受让人起诉国有商业银行就等于资产公司在起诉国有商业银行，资产公司与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纠纷不具有可诉性，受让人也不能基于此起诉国有商业银行。
河南省部分法院的看法是：[2004]民二他字第25号《答复》解决的是资产公司诉银行的问题，不能把原告的主体限制到其他人；即使可以限制到受让人，由于《答复》解决的是“资产公司与国有商业银行在政策性金融资产转让协议发生的纠纷问题”，不适用受让人提起的“侵权”或其它之诉。有的法院认为，银行与受让人在剥离不良资产纠纷案件中均是普通的民事主体，故此，受让人起诉银行后法院应当受理。
湖南省高院则持另一种态度：该院《关于审理涉及银行不良金融资产转让纠纷指导意见》规定：因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应坚持合同相对性原则，以转让合同的出让人和受让人为当事人，不得将无合同关系的上一手出让人列为当事人。江苏省一些地方法院审判实务所反映出的观点亦是如此。
对于此类案件法学界存在两中截然不同的认识，可概括为不予受理说和受理说两大类。
不予受理说也分为两种流派。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主任 梁慧星先生针对受让人起诉银行的一个案件实例的评析中认为：概而言之，“不良债权”的受让人难于从债务人获得清偿，是“不良债权”性质决定的，是受让人自己明知并自愿承受的风险。如果认为当初剥离“不良债权”存有“瑕疵”，受让人可以主张自己与资产管理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无效，或者追究资产管理公司的“瑕疵担保责任”。受让人无论主张债权转让无效或者主张“瑕疵担保责任”，均只能以资产管理公司为被告。银行剥离“不良债权”纵有不当，也绝无“采用违背善良风俗”的手段，“故意”损害第二次债权转让之受让人的任何可能性。因此，对于“不良债权”受让人起诉当初剥离该“不良债权”银行的案件，建议受理法院以不存在实体请求权为由，断然予以驳回！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刘贵祥在其主编的《当前审理金融纠纷案件中的疑难问题及对策》一书中认为：由于不良资产剥离是国家的财产划拨行为，由此产生的纠纷法院不应受理。
受理说主要见于案件的代理律师的观点。河南尊严律师事务所刘彤海律师在其《不良债权受让人不能起诉银行吗?》一文中形成了与梁慧星先生截然相反的观点。
2、剥离债务人破产终结或者尚未终结而形成的呆滞、呆帐贷款是否属于虚假剥离问题。
河南省一些法院的观点是：国家组建资产公司的任务是收购、管理、处置从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的不良贷款，以最大限度保全资产，减少损失。“据此可以认定，允许剥离的不良贷款，其前提是客观存在的资产，而因债务人宣告破产，受偿率为零，已归于消灭，故不符合剥离的条件。银行隐瞒了债务人已被宣告破产的事实，将已灭失的债权进行虚假剥离，并从资产公司取得的对价，其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 。有的法院认为，呆账虽然可以剥离，但应当告知呆账形成的原因及相关真实情况，否则属于过错。有些法院在案由定性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县级法院一般认定为合同纠纷，中级法院则定性为侵权纠纷。
湖南省高院则持相反观点，该院《关于审理涉及银行不良金融资产转让纠纷指导意见》规定：国有银行根据国务院或国务院有关部门文件分配的额度，划转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金融资产属于国家财政部规定的呆帐贷款，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再将该呆帐贷款转让，受让人以转让债权虚假为由请求确认转让合同无效或撤销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3、“以物抵贷”后将抵贷的债权剥离问题。
“以物抵贷”一般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借贷双方协商以物抵贷，第二种情况是法院执行过程中（包括破产程序中经分配）裁定将债务人财产抵偿贷款。由于银行收回的实物是无法直接冲减账务上的贷款，必须将实物变为货币资金后清偿贷款。当实物变为现金（甚至根本无法变为现金）后的货币资金与抵偿的贷款有一定差额时，这一差额在银行事实上仍是以不良资产形态而存在，银行便按照剥离不良资产的政策将其剥离。
银行的观点是：以物抵贷后的债权在会计账务上仍反映为“资产”，国务院规定的是“剥离不良资产”，对于物抵贷后的债权予以剥离符合当时的政策。
有的法院认为，这部分贷款因“以物抵贷”后已经实现了债权，在此情况下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又获取对价属于“双重受偿”，构成不当得利；有的法院认为这部分贷款因“以物抵贷”其法律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已被消灭，借款合同已失去债权转让的基础，剥离的“贷款”属不能主张权利的“债权”，其做法违背了公平、诚信的原则。在案由上有的法院认定为侵权、有的法院认定剥离无效、有的法院认定为可撤销行为。在责任承担范围上法院判决标准不一，有的判决银行受让的收购资金应返还给受让人，有的判决银行对购买贷款的受让人承担“不能受偿”的等额赔偿责任，有的法院判决银行仅限于在受偿范围内承担责任。
湖南省高院《关于审理涉及银行不良金融资产转让纠纷指导意见》规定：在非“整体打包”转让的不良金融资产中，转让前国有银行已同债务人达成以物抵债协议抵消了部分或全部债务，或者已经清收了部分甚至全部债权，然后又将其作为不良金融资产转让，受让人据此请求银行返还已实现的部分或全部债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4、真债权假合同问题。
此类情况多见于银行与贷户之间确实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剥离的债权凭证与银行发放贷款时划拨资金的凭据缺乏直接的对应关系（包括前文所述的“变更合同型”）。对此类问题，有的法院认为在剥离时制作的合同缺乏真实交易，故其是欺诈行为。在案由上有的法院认定为侵权、有的法院认定剥离行为无效、有的法院认定为可撤销行为。有的法院则认为，只要剥离时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或者只要债务人和担保人在银行与资产管理公司的《债权转移确认书》上签字，视为借贷双方仅对借款合同的时间、格式加以变更，不违背法律，应当认定有效行为，债务人应当对于签字认可的债务承担责任。
5、如何认定虚假债权的问题。
湖南省高院《关于审理涉及银行不良金融资产转让纠纷指导意见》所称“虚假资产”，是指以下情形：
　　(一)伪造债权合同、借据、账单等书证材料的；
　　(二)债权已不存在或金额不足的；
　　(三)伪造债权转让通知确认书的；
　　(四)将尚未履行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作为可向被担保人追偿的现实债权进行转让的；
　　(五)债权存在其他不实情形的。
河南省部分法院则与湖南高院的《意见》迥异，对于以上五种类型之外的情形不乏以虚假处理的案例。
6、自办实体贷款剥离的处理问题。
湖南省高院《关于审理涉及银行不良金融资产转让纠纷指导意见》规定：国有银行对自己所开办的企业享有债权的，银行将该债权作为不良金融资产剥离、转让，如果银行对开办该企业出资不足或抽逃注册资金，不良金融资产受让人请求银行在出资不足或抽逃资金范围内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河南省的部分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亦是将其做为普通民事案件审理，依照相关民事法律做出裁决。
法律实务界有观点认为，上述情形的实质是原债权银行与债务人混同，导致的法律后果是债权债务关系消灭，依民法通说，标的物自始不存在，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合同无效，按照合同无效的原则进行处理；若债权受让人对资产公司行使可撤销合同权的应予支持。该观点见于黄松有主编的《合同法司法解释实例释解》（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