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措施对于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作用。本次刑诉法修改将监视居住定位于减少羁押的替代措施，规定了与取保候审不同的适用条件，增加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执行方式，并明确检察机关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实践中，如何防止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应引起重视。

笔者认为，在实践中，可能出现以下问题:一是在决定环节滥用该措施的问题。其中的关键是对“无固定住处”的理解问题，即什么情况下可以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固定住处”。笔者认为，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无固定住处，首先要坚持地域管辖原则。对于以户口所在地为常住地并且有房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当然属于“有固定住处”，但对于那些户口不在本地的外来人员也并不能轻易地排除在“有固定住处”之外，否则就容易造成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适用对象的扩大化。其次，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无固定住处要正确理解“固定”的含义。所谓“固定”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具体工作中应当依据在一地连续居住的时间超过六个月，即可以认为是“固定”。其三，对于那些在多地多处有房产的犯罪嫌疑人，在其某处房产所在地涉嫌犯罪，应当认为其“有固定住处”，可在该处对其实施监视居住，除非涉嫌三类特别犯罪，并经上一级检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不得对其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基于上述情况的复杂性，检察机关应把通过监督防止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滥用作为此项监督的重点之一。

二是执行环节执行不力的问题。以往监视居住措施在办案实践中运用不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和取保候审在适用条件、实际效果上都差不多，但它的执行难度大，作用时间短，还经常出现“监视不住”的尴尬情形。如果由于执行机关人力不足、认识不到位、投入不足等原因，使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执行方式仍然执行不力，势必违背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完善此项强制措施的初衷。因此，监督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依法执行，确保措施的效果是检察监督的另一个重点。

三是执行场所不规范的问题。根据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关于监视居住的规定来看，对于被监视居住人的人身自由的限制是相当严格的，甚至有异化为变相羁押的可能。为了防止这种倾向，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专门规定了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出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保障人权的考虑，这方面的检察监督也必须跟上。

四是居所的选择和费用保障问题。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决定在什么地方执行，刑诉法只规定了“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其他场所种类很多，如何选择也是一个问题。这就必然产生一个费用问题，如果财政不能保障，就可能转嫁到当事人身上，成为少数地方借办案之机乱收费的借口;如果当事人经济条件不好，则可能由于付不起相关的费用而被人为限制适用监视居住措施。如果财政全额保障，则可能出现资金浪费和权力寻租。

对此，笔者提出下列开展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检察监督的设想与建议:

一是建立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审查监督工作机制。对于一般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由当地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侦查部门移送侦监部门审查批准;对于特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审批决定环节，自侦案件建议由上一级检察机关自侦部门移送同级侦监部门审查批准;公安案件由上一级公安机关法制部门审查批准，同时将决定的情况报上一级公安机关同级的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接受监督。

二是加强决定执行环节的监督工作。一方面通过对各种侦查违法行为的投诉处理机制，受理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对于反映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如期满不及时解除、应当折抵刑期未折抵刑期、在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未及时通知家属等的申诉或者控告，及时予以监督解决。另一方面要通过不定期巡查、收集侦查人员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活动的意见、同步监控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人员行踪等形式，发现和解决执行中的违法行为和执行不力等问题。

三是协调建立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经费保障机制。明确可以被指定为居所的场所的条件、规格、收费标准，对符合条件的场所向社会公示。如果监视居住的费用(仅指犯罪嫌疑人个人的食宿费)由犯罪嫌疑人个人承担，则可以赋予其在居所方面一定的选择权，由其在符合条件的执行场所中自由选择。

四是探索建立联合的监督效力保障机制。通过建立与党委政法委、人大法工委等单位联合的监督组织，形成监督合力，切实提高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专项监督活动的效果。(作者单位:河南省内乡县人民检察院)
经过多年的审判实践，笔者认为，对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的认识应理解为：
1、挪用公款私自存入银行取息是否归属“归个人进行营利活动”。
对这种观点，理论界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就挪用公款私自存入银行取息的行为来看，虽能得利，却非经营。因为行为人只是将挪用的公款存入银行，没有对公款本身造成实际危害，且该公款未进入流通领域，所以，这种行为不应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第二种意见认为，挪用公款作为个人储蓄存入银行，挪用人的目的是占有公款利息，公款的本与息分别是公款的一部分，挪用人挪用的是本，占有的是息，挪用公款是占有利息的一种手段，应以贪污罪处罚；第三种意见认为，这种行为应属于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
上述第三种观点是合理的。法律上规定的营利活动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经营活动。实际上，营利活动的范围是很广泛的，一般是指合法的生产性、经营性活动，比如兴办企业、开工厂、搞个体、购买股票、国债等获取各种经济利益的行为均属于营利活动。将公款存入银行取息的行为，挪用人寻求的是公款所生的利息，应属于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营利性活动，因而将取息这种行为排除在营利活动之外，是没有理由的。同时将行为人占有公款的收益的行为等同于对相同数量的公款的占有，也是于法无据的。
2、国家禁止国家干部经商，如挪用公款用于其所办企业注册，并进行合法经营，对此应视为进行非法活动还是营利活动。
营利活动与非法活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交叉。营利活动有非法与合法之分，非法活动有营利与不营利之别。由于挪用公款后的具体用途不同，其定罪量刑的条件也有所不同，困而正确划分营利活动与非法活动的界限，也就事关挪用公款罪的定罪处刑，事关罪与非罪的界限。从刑法对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与进行非法活动成立犯罪所要求的条件的不同来看，这里的营利活动首先是指合法的营利活动，凡是非法活动，不管营利与否，都应当按照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处理。其次，营利活动与非法活动的区分应以挪用公款后的实际用途为准，因而就上述问题而言，国家干部经商当然是非法的。但由于干部挪用公款所注册的公司是从事合法的经营，而不是非法的营利活动，对此处理只能以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处理，不能按照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