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2002年修正)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
（1994年11月26日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2002年9月28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修订 2002年9月28日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公布）
第一条 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根据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代表职工的利益，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依照宪法、法律、法规和工会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
第三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都有依法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职工户籍、就业期限、就业形式为理由，也不得以解除劳动合同、降低工资、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等手段，阻挠、限制职工依法组织和参加工会。
第四条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
工会通过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协调劳动关系，维护职工劳动权益。
工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组织职工参与本单位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障职工民主权利的实现。
工会通过劳动法律监督制度，监督劳动法律、法规的执行，参与劳动争议处理。
工会必须密切联系职工，关心职工的生活，帮助职工解决困难，协助政府、督促企业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促进就业，落实社会保障制度。
第五条 工会动员和组织职工积极参加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代表和组织职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参与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的民主管理；教育职工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法律素质和科技文化素质，使职工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劳动者。
第六条 省总工会发展和加强同国内外地方工会和产业工会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第七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应当支持职工依法组建工会。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在开业或者设立之日起6个月内尚未建立工会的，上级工会有权督促并派员帮助、指导组建工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
第八条 工会各级组织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上级工会组织领导下级工会组织。
各级工会委员会由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任期届满必须及时换届。
企业主要行政负责人及其近亲属，不得作为本企业工会委员会成员的人选。
第九条 职工人数较多的乡镇、城市街道建立工会委员会或者工会联合会。社区、村可以建立基层工会组织。
同一行业或者性质相近的几个行业，根据需要建立产业工会，或者建立区域性的产业工会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由下一级工会组织民主选举的主要负责人和适当比例的其他有关方面代表组成。
第十条 省、市、县、市辖区总工会和产业工会，自成立之日起即具有社会团体法人资格。基层工会组织具备民法通则规定的法人条件的，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有关规定，办理法人资格登记后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
第十一条 工会组织的建立，必须报上一级工会批准。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随意撤销、合并工会组织，或者把工会组织及其工作机构归属其他部门。
基层工会所在的企业终止或者所在的事业单位、机关被撤销，该基层工会相应撤销，并报上一级工会备案。
第十二条 各级工会主席、副主席必须经民主选举产生。
工会主席、副主席任期未满时，不得随意调动其工作。因工作需要调动时，应当事先征得本级工会委员会和上一级工会的同意。上一级工会应当在接到征求意见函后1个月内作出书面答复；逾期未答复的，视为同意。
基层工会专职主席、副主席或者委员自任职之日起，其劳动合同期限自动延长，延长期限相当于其任职期间；非专职主席、副主席或者委员自任职之日起，其尚未履行的劳动合同期限短于任期的，劳动合同期限自动延长至任期期满。但是，任职期间本人有严重过失或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除外。
第十三条 各级工会建立女职工委员会。女职工不足25人的基层工会，设女职工委员。女职工委员会和女职工委员由女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女职工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女职工委员会和女职工委员维护女职工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等方面的合法权益。
第十四条 企业、事业单位职工人数超过200人的，应当按照不低于职工总人数4‰的比例配备工会专职工作人员，具体人数由工会与企业、事业单位协商确定；不足200人的，根据工作需要配备工会专职或者兼职工作人员。
职工人数超过200人的乡镇、城市街道工会以及职工人数超过100人的社区、村工会，应当配备工会专职工作人员。
第十五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规定，有下列侵犯职工劳动权益情形之一的，工会应当代表职工与其交涉，要求停止侵害，采取措施予以改正；单位应当研究处理，并在15日内书面答复工会；逾期不答复又不改正的，工会有权提请劳动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法处理，劳动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在30日内将处理情况书面告知工会：
（一）克扣、拖欠职工工资，或者不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职工工资的；
（二）不提供劳动安全卫生设施、条件，或者劳动安全卫生设施、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的；
（三）随意延长劳动时间或者不支付加班工资的；
（四）未依法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五）侵犯女职工或者未成年工特殊权益的；
（六）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或者随意解除劳动合同的；
（七）不按规定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
（八）侵犯职工劳动权益的其他情形。
第十六条 工会有权对企业、事业单位实行民主管理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企业、事业单位违反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厂务公开制度和其他民主管理制度的，工会有权要求纠正。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提交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决定的事项，未经法定程序审议、通过、决定的无效。
第十七条 企业、事业单位给予职工处分时，应当事先征求工会的意见；工会认为不适当的，有权要求重新研究处理。
企业、事业单位单方面解除职工劳动合同，应当提前30日将理由通知工会；工会认为企业、事业单位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劳动合同的，有权要求重新研究处理，企业、事业单位应当研究工会的意见，并将处理结果书面答复工会。
企业、事业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或者劳动合同，职工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工会应当给予支持和帮助。
第十八条 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和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保护、保险福利、职业培训等事项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集体合同草案应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讨论通过。
第十九条 企业可以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调解委员会主任由调解委员会成员中的工会代表担任，办事机构设在本单位工会委员会。乡镇、城市街道工会和产业工会可以会同有关方面的代表建立劳动争议调解组织。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应当有工会代表参加。工会应当选派劳动争议仲裁员参加仲裁工作。
第二十条 各级总工会和产业工会、企业工会，可以为职工和所属工会提供法律服务。
第二十一条 工会依法对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实施监督。企业、事业单位违反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法律、法规的，工会有权要求纠正；拒不纠正的，工会可以请求当地人民政府依法处理。
企业、事业单位发生伤亡事故和其他严重危害职工安全和健康的问题，工会应当及时向上一级工会报告，并有权依法进行调查，向有关部门提出处理意见。
第二十二条 工会有权对新建、扩建企业和技术改造工程中劳动条件和安全卫生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情况进行监督。企业或者主管部门应当通知有关工会参加劳动条件、安全卫生设施的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工作。经有关部门和工会共同审查、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施工、投产和使用。
第二十三条 工会发现企业违章指挥、强令职工冒险作业，或者生产过程中存在明显重大事故隐患和职业危害时，有权提出解决的建议，企业应当及时研究答复；发现危及职工生命安全的情况时，有权建议企业或者现场指挥人员组织职工撤离危险现场，企业必须及时处理。企业未能及时研究答复或者处理而对职工生命安全、身体健康造成伤害的，工会应当支持和帮助职工维护其权益，对企业的行为提出检举和控告。
第二十四条 工会应当监督企业、事业单位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为职工缴纳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费。
第二十五条 工会应当监督职工教育经费的落实，配合有关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采取多种形式对职工进行职业教育和岗位培训，提高职工的就业能力和工作能力。
地方总工会和企业工会经批准，可以成立职工技术协作组织，开展群众性的技术创新活动，推动技术进步。
第二十六条 工会应当组织职工开展劳动竞赛和合理化建议活动，组织职工完成生产、工作任务。
根据政府委托，工会与有关部门共同负责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工作）者的评选、表彰、培养和管理工作。工会应当维护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工作）者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七条 有关机关在组织起草或者修改直接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法规、规章和重大政策、措施时，应当听取工会的意见；组织执法检查时，应当吸收工会参加。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时，对涉及职工利益的重大问题，应当听取同级工会的意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劳动就业、工资、劳动安全卫生、社会保险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政策、措施或者成立相应的社会性监督管理机构时，应当吸收同级工会参加，听取工会的意见。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采取联席会议等形式，向工会通报政府的重要工作部署和与工会有关的行政措施，研究解决工会提出的问题。
各级劳动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工会和企业方面代表，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就劳动政策和措施的制定、集体劳动争议和职工突发事件的处理等劳动关系方面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
具备条件的乡镇、城市街道，可以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
第二十九条 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是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职工行使民主管理权力的机构，依照法律规定行使职权。
集体企业的工会委员会，应当支持和组织职工参加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维护职工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的权力。
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会委员会，应当组织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与企业、事业单位相适应的其他形式，参与企业、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
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会委员会是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机构，负责职工代表大会的日常工作，检查、督促职工代表大会决议的执行。
第三十条 企业、事业单位制定、修改规章制度，以及研究有关工资、福利、劳动安全卫生、社会保险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事项，必须有工会代表参加。
工会有权对有关工资、福利、劳动安全卫生、社会保险等事项提出建议，所在单位应当在收到建议之日起15日内书面答复工会。
第三十一条 国有独资公司和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其他两个以上的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董事会和监事会中应当有适当比例的职工代表。董事会和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工会提出候选人并组织职工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其他公司制企业依照公司法的规定，选举职工代表进入监事会。
第三十二条 基层工会的非专职委员占用生产或者工作时间从事工会工作，每月不超过3个工作日，当年内可以累计使用；从事工会工作时工资照发，其他待遇不受影响。
基层工会的非专职委员参加上级工会组织的业务培训或者依法从事劳动法律监督、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可以不受前款规定的3个工作日的限制。
第三十三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工会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奖励、补贴、社会保险和其他福利待遇等，由所在单位行政统一列支，与本单位职工享受同等待遇。
依托行政机关的产业工会，其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奖励、补贴、社会保险和其他福利待遇等，由所依托的单位行政统一列支。
第三十四条 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于每月15日前，按照本单位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2％，向本单位工会拨缴工会经费，工资总额按照国务院统计行政部门的规定确定。企业、事业单位拨缴的工会经费在税前列支。企业、事业单位逾期未缴或者少缴工会经费的，按照欠缴金额每日5‰加收滞纳金。
由财政拨款且已建立工会组织的事业单位和机关的工会经费，由财政部门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并按月足额直接拨给同级地方总工会。
第三十五条 企业、事业单位无正当理由拖延或者拒不拨缴工会经费的，基层工会或者上级工会可以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之日起15日内向企业、事业单位发出支付令。企业、事业单位拒不执行支付令的，工会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六条 工会应当根据经费独立的原则，在当地金融机构开设经费专户，建立预算、决算和经费审查监督制度，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和省总工会的有关规定上解和使用经费，并接受同级和上级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和监督。
第三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工会适当的经费补助。
第三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应当为工会办公和开展活动提供必要的设施、活动场所等物质条件。
在城市建设中确需迁建或者改建工会所属的工人文化宫、俱乐部、职工学校等职工文化活动场所的，当地人民政府或者有关单位应当征求工会的意见，并在迁建或者改建所需土地和资金方面予以保障。
第三十九条 地方各级总工会、产业工会和具有社会团体法人资格的基层工会，可以依法开办为职工服务的企业、事业单位。
工会开办的企业、事业单位，其隶属关系不得随意改变。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平调、挪用其财产，不得干涉其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
第四十条 工会的财产、经费和政府、单位拨给工会使用的不动产，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和任意调拨。基层工会经费和用工会经费购置的财产，不得作为所在单位的经费和财产予以冻结、查封、扣押或者作其他处理。
工会组织合并，其经费、财产归合并后的工会所有；工会组织撤销或者解散，其经费、财产由上一级工会处理。企业破产清算时，欠拨的工会经费应当依法列入清偿顺序。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各级工会的离休、退休人员的待遇，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等对待。
县级以上各级工会专职工作人员的社会保险费，单位缴纳的部分，由同级财政按照规定比例负担。
第四十二条 工会对违反本办法规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有权提请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处理，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由劳动行政部门提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以暴力、威胁等手段阻挠，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阻挠职工依法组织和参加工会的；
（二）阻挠上级工会派员帮助、指导职工组建工会的。
第四十四条 对依法履行职责的工会工作人员无正当理由调动工作岗位或者进行打击报复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恢复原工作；造成损失的，给予赔偿。对依法履行职责的工会工作人员进行侮辱、诽谤或者人身伤害，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未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处罚。
第四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恢复其工作，并补发被解除劳动合同期间应得的报酬，或者责令给予本人年收入2倍的赔偿：
（一）职工因参加工会活动而被解除劳动合同的；
（二）工会工作人员因履行工会法和本办法规定的职责而被解除劳动合同的。
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改正，依法处理：
（一）妨碍工会组织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的；
（二）非法撤销、合并工会组织的；
（三）妨碍工会参加职工因工伤亡事故以及其他侵犯职工合法权益问题的调查处理的；
（四）无正当理由拒绝进行平等协商的。
第四十七条 侵占工会经费和财产拒不返还的，工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返还并赔偿损失。
第四十八条 工会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同级工会或者上级工会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处分，情节严重的，依照《中国工会章程》予以罢免，造成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在推行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或者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中不依法履行职责的；
（二）对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应当监督而不履行监督职责的；
（三）企业、事业单位发生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危害职工安全和健康的问题，不及时报告或者不依法调查的；
（四）截留、挪用、侵占或者贪污工会经费的。
第四十九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未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条 本办法自2002年11月1日起施行。
谈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从一件特殊的离婚争养子女纠纷案谈起
【摘 要】本文针对丈夫向妻子隐瞒情况对妻子施行人工授精在离婚时争养人工授精所生女儿的具体案例，分析了人工授精的概念、种类，以及人工授精所生育子女的法律地位。同时，本案的处理中，应如何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问题，文中将结合本案具体情况予以阐释。
【关键词】人工授精 法律地位 最佳利益
目 次
一、据以研究的案例
二、人工授精的概念和种类
三、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四、对未成年子女保护的最佳利益原则
五、结 论
一、据以研究的案例
【基本案情】
滕某(男)与张某(女)于1992年12月21日登记结婚，婚前未经健康检查。婚后因张某迟迟未孕，双方经协商共同到有关医院进行生育能力检查。检查结果表明原因在于男方先天性睾丸发育不良，生育能力极差。嗣后，滕某通过咨询医生并从有关书籍中了解到人工授精可解除无子女的痛苦，但鉴于所在城市目前尚无精子库，加之受经济条件所限，而自行找寻精源以便自行人工授精。滕某设法找到精源后用滴管装着精液以为张某“消炎”为由提供给张某使用，未告诉张某滴管所盛为精液，亦未讲出精液提供者为谁。1994年7月张某生一女孩。2000年秋，张某在一次家庭纠纷中从滕某之姐处得知滕某无生育能力及精液，异常气愤，并因此常与滕某及其家人发生口角，且于2001年正月回娘门居住。2001年2月21日，张某诉至某区人民法院，要求离婚、抚养女儿并合理分割家庭共同财产。
【裁判要旨】
某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滕某与张某虽已婚多年，但因滕某婚前隐瞒了其有性功能障碍的病史，且在未征得张某同意的情况下，对张某实施人工授精，生育女儿，严重伤害了张某的自尊心及人格尊严，故双方婚后并未建立起真正的夫妻感情，夫妻感情完全破裂，对张某的离婚请求予以支持。张某要求抚养女儿，因孩子为其亲生女，应当随其生活。依照《婚姻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该院判决准予张某与滕某离婚，张某之女由张某自行抚养。
一审宣判后，滕某不服，向某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称，双方婚前未做婚育检查，上诉人不知道亦不存在婚前隐瞒有性功能障碍病史的事实。女儿系双方合意人工授精生育，具有法律上的父母子女关系，上诉人依法享有抚养女儿的权利。被上诉人张某不到小学文化程度，离婚后面临重建家庭生育子女，在文化教育、经济条件及看护孩子精力上都不及上诉人有条件，且女儿已有一个融洽的生活学习环境，一审判决由被上诉人抚养孩子不利于孩子的更好成长。请求二审依法改判女儿由上诉人抚养生活在一起。
被上诉人张某答辩称，人工授精未经其同意，所生女儿与上诉人无事实和法律上的父母子女关系，应由被上诉人抚养。原判事实清楚，判决公正，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某市中级法院终审认为，滕某与张某虽结婚多年，但婚后夫妻感情一般，后因人工授精一事张某不能原谅滕某的欺骗行为，致使夫妻感情破裂，原判准予双方离婚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女儿虽系通过“人工授精”方式所生，但毕竟为滕某与张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生，并且由双方共同抚养多年，应认定与双方形成法律上的父母子女关系。从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维护子女合法权益的原则考虑，滕某依法享有对女儿的抚养教育权，亦有抚养教育的义务。但鉴于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主要过错在于滕某，张某坚决要求抚养女儿，女儿又未满10周岁，原判确定由张某直接抚养女儿亦无不可，但作为不直接抚养女儿的滕某有负担女儿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分的义务，因双方就此不能达成协议，由本院予以酌情判决。二审法院依照《婚姻法》第三十二第、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婚生女儿与张某共同生活，由张某直接抚养，滕某每月负担抚养费60元至女儿独立生活止，于每年的12月20日前支付一次。
二、人工授精的概念和种类
本案是一起妻子不知情而人工授精生育子女离婚时与丈夫争养子女的特殊离婚纠纷案件，案件事实虽比较简单，但较为特殊，且所涉法律问题复杂，主要是涉及人工授精所生育子女的法律地位，人工授精的子女同与其生母共同生活的丈夫是何法律关系等。下面笔者仅就以下几个问题略作评析。
(一)人工授精的概念
1、英美法认为：人工授精是指不是通过性交方式而是通过诸如注射器之类的器械将精液注入妇女的阴道内。①
2、日本法认为，人工授精是不以男女性交而以从男性取出精液注入女性体内而使之受胎。②
3、杨立新认为，人工授精是通过人工的方法而非性交的方法使妇女接受精液而怀胎。③
4、冯建妹认为，人工授精是用人工方法将精子注入女方生殖道内，任精子与卵子自然结合，以达到妊娠目的的一种生殖技术。④
上述四个概念可谓大同小异，均强调了人工授精的方式方法为人工的和非性交的，只是英美法的定义注重了人工授精的方式与行为过程；日本法和杨立新的定义均强调了人工授精的结果为受精妇女怀胎；而冯建妹的定义则强调了人工授精系为达到妊娠目的的一种生殖技术。笔者认为，作为对一个法律概念进行界定的话，宜先从文义上确定概念的内含，“人工授精”可分为“人工”和“授精”两部分，前者强调了授精的方法为人工的而非男女自然结合的；后者则强调了实施方法的行为(过程)。有时，我们也用“受精”二字，则包含有受孕怀胎的结果之意。推究“人工授精”的目的，受孕怀胎自应为人工授精概念的应有之意。当然，若从生殖技术层面分析，说人工授精为一种以达到妊娠目的的生殖技术自然是无可厚非的。
综上，笔者认为，人工授精是指以人工的而非性交的方法将精液注入女性体内而使其接受精液怀胎。
(二)人工授精的不同种类
在现实生活中，人工授精分为以下几种情况⑤：
1、由夫的精液而实施的人工授精，即英美法中的同质授精(AIH，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Husband）。该种情况，一般是因夫的性交障碍、精子成活率低等原因，也可能为妻的某些原因，采用人工授精方法，改变前述受胎不能的客观原因，而使妻怀孕受胎。
2、妻经夫同意，将他人精液与夫精液混合而实施的人工授精。该情况，多是夫的精液质量不好，精子成活率低，采用收集他人精液与夫精液混合，以增加受孕机会，使妻受胎。
3、妻经夫同意，采用他人的精液实施人工授精。一般是夫的精液难以使妻受孕，或者性交不能而使妻不能受孕，经夫及妻同意，采用异质授精(AID，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Donor）方法，使妻子受胎。
4、妻未经夫的同意，自行决定进行人工授精，并且非采用夫的精液，而是采取他人的精液为之，使妻受胎。
5、未婚女子采取人工授精而怀胎。该情况一般是采独身主义的女子，为解决自己热爱孩子的愿望而采取的方法。如2002年9月27日吉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
前述案例之所以特殊，是因为案件中的人工授精并非生活中的常态，超出了一般预计的情形，常态情况下的人工授精应为夫妇双方协商同意或起码妻一方是知情的，而本案中人工授精时妻却是不知情的，对此原因，一方面可能系作为丈夫的滕某为不伤自尊且担心妻张某思想守旧不接受用他人精液授精而有意隐瞒；另一方面，作为妻的张某几近文盲，自己的姓名也写不了，也就难怪当初丈夫谎称其不能受胎的原因是有“炎症”而轻而易举地让张某“配合”授精而怀孕了。基于此，生活中似又多了一种人工授精的情况，即丈夫知情且同意，而妻子不知情也不能表达同意与否的人工授精。
三、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是指与法律规定的血亲关系下和拟制血亲关系下的父母子女关系相比，该种子女应处的地位。按照传统的亲属法理论，父母子女关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自然血亲的父母子女关系，这其中又包括婚生和非婚生的两种父母子女关系；另一类是法律拟制的父母子女关系，这其中包括养父母与养子女的关系和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的关系。由于法律上明确规定后一类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和前一类即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相同，故称其为法律拟制的或拟制血亲的父母子女关系。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因只和母一方有自然血亲，而提供精源者与母并无婚姻关系，故只在母与子女之间存在单边的自然血亲非婚生母子女关系，和父之间没有自然血亲关系。由于父与这种子女之间并未发生收养问题，他们之间不成立养父与养子女的关系。该子女又是在夫妻婚姻关系期间受孕和出生的，因此，父与该子女的关系又不同于与妻带来的与他人所生子女之间的继父与继子女的关系。所以，不能借助于传统的亲属法理论和法律规定直接确定人工授精情况下父与所生子女之间的关系。⑥
从技术上讲，目前人类已具备使一个孩子有5位父母的可能：精子的捐赠者、卵子的捐赠者、怀孕母亲、抚养孩子的父母。关于他们的法律地位，特别是亲子关系的认定，已引起人们广泛的讨论⑦本文仅针对人工授精所生子女与其可能父母的亲子关系进行探讨。
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7月8日《关于夫妻离婚后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的复函》中指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父母子女之间权利义务关系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 该复函确认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具有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司法实务中在对最高法院的这一复函中“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的理解与适用上往往存在歧义。这一条件，主要指夫同意（“一致同意”这种意思表示，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还可以是从实际行为推定的）进行人工授精。“是否有夫同意而妻不同意进行人工授精的情况，似无可能，但不应断然否认这种情况。”⑧夫同意而妻不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亦应承认其婚生子女的地位（如夫强迫、欺骗等），如采否认态度，则难以解释。在本文前述实例中即出现了夫同意而妻不能表达自己同意与否的情况，一、二审法院对该人工授精子女与夫方是否形成亲子关系在认定上是不同的，一审法院认为与夫方不存在亲子关系，理由是，女方受孕分娩的女孩系夫方以外的精液与女方卵子结合受胎而产出，与男方无关。二审法院认识到难过人工授精方式所生的女儿年龄已达7周岁，在上小学，是在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孕和出生，由夫妻双方所共同抚养，且虑及男方的行为虽有失妥当，对女方有一定的欺骗性，但动机是好的，是为了满足生育子女的愿望，且未对女方身体造成明显伤害(怀孕分娩应属正常生理现象，不应视为伤害，但如因未经由正规的献精渠道和严格的医疗程序，精子质量瑕疵造成妇女被染上疾病后甚至终身无法生育，则应为明显伤害)。同时根据儿童最佳利益原则，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子女抚养问题上须以儿童利益为重，尊重儿童的生存和发展权利，根据婚姻法的立法精神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规定，案例中张某与滕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生的女孩，应当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依照婚姻法第十五条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无论子女随同哪一方生活，父母对子女都有抚养教育的义务。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五条有“父母双方对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随父或随母生活发生争执的，应当考虑该子女的意见”的规定，但因本案中的女孩未满十周岁，孩子本人的意见不便考虑。基于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主要过错在于滕某，而张某又坚决要求抚养女儿，又无明显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事实和行为，考量法院当地一般群众的心理接受力(当地有男孩随父，女孩随母的社会认识，为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尽可能地为未成年人营造一个相对宽和的生活学习环境，知情的群众也能接受由女方直接抚养孩子，由男方承担一定的抚养费的结果)和滕某的抚养能力，二审法院改判认定滕某与人工授精方式所生的女儿有亲子关系，应尽抚养教育女儿的义务，应根据其经济能力承担抚养费。二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服判息诉。
最高法院的上述复函适用的条件之一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该夫妻关系应当包括经合法登记的婚姻和符合构成条件的事实婚。合法登记婚姻下由夫的精液实施人工授精使妻受胎而生的子女，自应为婚生子女，与父母产生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子女系父母双方精、卵结合的结果，具有必然的血缘关系。经夫同意，以他人的精液或者以他人的精液和夫的精液混合，使妻受胎而生的子女。应推定该子女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夫不得提出婚生子女否认之诉，第三人也不得争论其父子关系的不存在，提供精液之人也不得主张非婚生子女的认领。理由是：无论人工授精的精液是否与丈夫的精液混合，只要丈夫同意采用人工授精方法使妻受胎的，就是夫妻双方系以获得共同子女的积极意思所生的子女，应视其为夫对婚生子女否认权的抛弃，不再享有这一权利。从另一方面看，提供精液之人将自己的精液通过医院而提供给他人，亦视为其放弃了自己对该精子所生子女的认领权，自然不得请求认领子女为自己的亲生子女。至于通过非正当渠道提供精液使他人受胎、生产后，对其子女亦无权认领。
在事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亦应承认其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对婚前男女双方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如何确认其法律地位，应区别情况分别对待。从原则上说，婚前男女双方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为非婚生子女，男方承担父的责任。
1、男女双方在人工授精受胎后结婚的，可适用非婚生子女准正的原则，将该子女推定为婚生子女，取得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2、男女双方在人工授精受胎后未结婚的，所生子女为非婚生子女，男方应承担父的责任，可以认领。
3、男女双方在人工授精受胎后结婚又离婚的，由于该子女已准正为婚生女子，仍享有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以更好地保护子女的合法权益。
对夫死后，妻为给夫留下子女而采用人工授精方法受胎所生子女，法律难以认其为婚生子女，应以非婚生子女对待，亡夫的父母承认其孙子女地位的，应以收养的方法，使该子女成为亡夫父母的养孙或养孙女。
在妻子不经丈夫同意或假借丈夫的名义而违背丈夫的意愿，利用夫以外的第三人精子进行人工授精（例如利用丈夫外出、在狱中、患不孕症等情况），所生子女是否受婚生子女的推定，同样是不无争议。对此情况，法律应在保护丈夫的生育权和子女的合法权利之间平衡。在一定的期限内（有人主张丈夫自知婴儿出生之日起的一年内），丈夫应有提出非婚生子女否认之诉的权利，通过行使婚生子女否认权，否认孩子为自己的亲生子，不承担父的责任。如果这期间丈夫置之不问，应推定为父母子女的关系已为丈夫事实上承认，以维护子女的合法权益。⑨
由于人工生育技术可将生育与婚姻分离，未婚女子能否利用生育技术生育？未婚女子因人工授精或试管婴儿出生的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认定？否定论者认为这样做的结果会使正常的家庭解体，社会又回到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混沌状态，故生育技术应仅限于已婚女子；肯定论者认为，生育是宪法权利，既然未婚女子可以领养子女抚养，则那些不想结婚的女子也有权利用生育技术生育自己的孩子。至于孩子的法律地位，应视为非婚生子女。孙国祥认为，生育固然是个人的权利，但生育涉及到一系列的社会、伦理问题，生育上的绝对自由主义只会给人类带来自身的灾难，相应的社会干涉是必要的。国家应通过法律把现阶段的生育技术局限于已婚夫妇的范围内。⑩笔者同意孙先生的观点，《宪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强调的是夫妻双方计划生育的义务，未明确规定公民个人的生育权。2001年12月29日通过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七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该规定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公民的生育权。而1992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明确规定了妇女的生育权。而2002年9月27日通过的《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这是全国首个以地方法规的形式明文规定未婚女子采用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子女的立法例。对该立法例，吉林省政府法制办的张满良处长称：“在这个多元化时代，有人选择终生独身，按以前的规定，他们的生育权就被剥夺了，这是不公平的，立法应该在尊重社会现实发展的基础上，尽量体现出公平合理。” ⑾全国妇联社会活动处的刘处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项法律的制定是对妇女权利的保护。”“这充分说明了我国妇女的地位在不断提高，妇女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已经得到了法律的充分保障。吉林省‘非婚生育’这项法规的出台虽说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毕竟是体现了社会的进步，‘非婚妈妈’和他们的孩子有了法律的保障，权利义务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是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有利补充，他基本适用于中国国情。”⑿笔者对此不敢苟同，生育固然是一种个人的权利，但生育毕竟涉及到一系列的社会、伦理问题，权利具有相对性，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应有相应的义务或责任，也即“权利义务的一致性”原则。更何况，如果允许适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通过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却不允许适龄但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男子也有该权利，是否构成对男子生育权的歧视？通过该种方式生育的子女生活成长在单亲家庭中，很难说有利于其正常健康人格的形成与发展，是否侵害了该子女选择过完整家庭生活(拥有生物父亲或社会父亲)的权利？因此，针对生育权，相应的社会干涉还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