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部


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
1991年9月20日，司法部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乡镇法律服务所开展各项法律服务业务，进一步提高工作质量，结合乡镇法律服务工作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乡镇法律服务所通过开展各项业务，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经济建设。
第三条 乡镇法律服务所的业务范围
（一）应聘担任法律顾问；
（二）代理参加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活动；
（三）代理非诉讼法律事务；
（四）主持调解纠纷；
（五）解答法律询问；
（六）代写法律事务文书；
（七）协助办理公证事项；
（八）协助司法助理员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和其他有关业务工作。
第四条 乡镇法律服务所办理各项法律服务业务，应当在本乡镇人民政府及其司法助理员（司法所）的领导下进行。
第五条 乡镇法律服务所办理各项法律服务业务，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恪守职业纪律和职业道德，不得超越职责权限。
第六条 乡镇法律服务所应当立足基层，主要面向本辖区内的政府机关、群众自治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承包经营户、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组织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务，服务方式力求便民利民，及时有效。
第七条 法律服务业务由乡镇法律服务所统一受理，并指派一至两名乡镇法律工作者承办；重大、疑难的法律服务业务，由乡镇法律服务所主任主持集体研究，确定工作方案，也可以商请当地律师事务所联合办理。
不同地区的乡镇法律服务所，根据需要可以进行业务协作。
第八条 乡镇法律服务所的业务收费标准，按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会同物价、财政部门制定的有关收费管理办法执行；收费手续由乡镇法律服务所统一办理；对规定未列及的法律服务收费，可参照律师有关收费项目和标准执行；对规定可以酌情减免收费或者缓收费用的，由乡镇法律服务所主任决定。
乡镇法律服务所与律师事务所联合办理业务和协助办理公证的收费分成比例，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有关规定办理。
第九条 乡镇法律工作者办结法律服务业务后，应当按照《乡镇法律服务所业务档案管理办法》的规定，及时将有关业务材料立卷归档；重大、疑难的法律服务业务，还应写出书面小结，以积累总结经验和教训。
第十条 乡镇法律工作者承办各项法律服务业务，享有下列权利：
（一）办理法律服务业务，不受非法干涉；
（二）经人民法院同意，查阅案件有关材料；
（三）根据承办事项的需要，持乡镇法律服务所证明和乡镇法律工作者证进行调查，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查询，索取有关材料；
（四）对坚持无理要求、故意隐瞒重大情节、提供虚假证据或者严重违反委托、聘应合同的当事人，可以拒绝接受或者解除委托、聘应关系。
第十一条 乡镇法律工作者承办各项法律服务业务，应当承担下列义务：
（一）不得私自接受委托和聘请办理法律服务业务，不得私自收取报酬和其他费用；
（二）不得泄露国家秘密、在工作中得知的个人隐私和当事人提供的不宜公开的情况；
（三）出庭代理，应遵守审判、仲裁和调解活动的正常秩序。
（四）不得进行任何有损乡镇法律工作者名誉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活动。
第十二条 乡镇法律服务所办理各项法律服务业务，受司法行政机关和乡镇人民政府的管理和监督。当地律师事务所和公证处，应当在业务上给予法律服务所必要的指导和帮助。

第二章 担任法律顾问
第十三条 乡镇法律工作者受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指派，可接受聘请，担任本辖区内乡镇人民政府及其各行政管理部门，村民委员会，乡镇企业、事业单位，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组织以及公民的法律顾问。
法律顾问工作的重点是协助聘请方依法管理、依法经营、依法办事。
第十四条 聘请法律顾问，由聘请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乡镇法律服务所提出，并提供有关证件和基本情况；乡镇法律服务所接到聘请后，根据聘请方的情况和本所的情况，决定是否应聘。
乡镇法律服务所决定应聘的，应当指派一至两名乡镇法律工作者担任法律顾问；聘请方对法律顾问有指名要求的，应尽可能予以满足。
乡镇法律服务所独自应聘有困难的，可以商请当地律师事务所联合应聘。
第十五条 乡镇法律服务所与聘请方应当协商订立法律顾问聘应合同。聘应合同采用书面形式。
聘应合同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双方名称，法律顾问的人数和姓名；
（二）法律顾问的具体任务、职责范围和工作方式；
（三）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四）法律顾问报酬数额及给付方式；
（五）违约责任；
（六）合同生效日期和有效期限；
（七）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六条 担任乡镇人民政府及其各行政管理部门、村民委员会的法律顾问，办理下列法律服务业务：
（一）就较重大的行政、经济决策进行法律论证，提供法律意见；
（二）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拟定从法律角度提出修改、补充建议；
（三）协助修改、审查经济合同、协议、章程等重要法律事务文书；
（四）参与处理尚未形成诉讼的民事、经济、行政纠纷和其他较重大的纠纷；
（五）代理参加行政、经济案件的调解、仲裁和诉讼活动；
（六）协助进行法制宣传教育；
（七）提供有关法律、法规资料和信息，对依法行政、建章立制方面的问题提出建议；
（八）受托办理的其他法律服务业务。
第十七条 担任乡镇企业、事业单位、承包经营户、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组织以及公民的法律顾问，办理下列法律服务业务：
（一）参与生产、经营活动决策，就其中较重大的问题进行法律论证，提供法律意见；
（二）协助起草、审查、订立经济合同等法律事务文书，代理参与经济法律事务谈判；
（三）协助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特别是经济合同管理制度；
（四）参与处理尚未形成诉讼的民事、经济、行政纠纷和其他较重大的纠纷；
（五）代理参加行政、经济、民事纠纷、案件的调解、仲裁和诉讼活动；
（六）代理工商登记、联营、租赁、承包、担保、税务、信贷、保险等业务活动中的法律事务；
（七）协助对职工进行法制宣传教育；
（八）受托办理的其他法律服务业务。
第十八条 聘请方根据需要，可以聘请提供全面服务的常年法律顾问，也可以聘请专项法律顾问，具体形式由双方协商确定。
担任法律顾问，应当在聘应合同中明确规定法律顾问履行职务的方式和时间，法律顾问因故不能按时履行职务时，应及时通知聘请方。
第十九条 乡镇法律工作者担任法律顾问，有权查阅聘请方的有关文件和资料，列席有关业务会议，进行调查取证，获得必要的工作条件和方便，并有权拒绝办理与法律顾问工作无关的事务。
担任法律顾问，应当在聘请方委托授权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不得参与和干预与执行职务无关或者未经委托的其他事务，不得泄露聘请方要求保密的事项。
第二十条 担任法律顾问，应当建立工作计划制度、工作档案制度、集体讨论制度以及与聘请方的业务联系制度。
第二十一条 乡镇法律服务所应当对法律顾问的工作加强检查和监督，定期听取聘请方的意见；发现不称职的，及时与聘请方协商撤换。
第二十二条 法律顾问聘应合同终止后，聘请方要求续聘的，可与乡镇法律服务所协商订立新的聘应合同。
法律顾问聘应合同履行期间，一方提出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应当与对方协商一致，否则应承担违约责任。

第三章 代理民事、经济、行政诉讼
第二十三条 乡镇法律工作者受乡镇法律服务所指派，接受民事、经济、行政诉讼一方当事人的委托，担任代理人参加诉讼活动的，应当支持委托人提出的合理要求，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促使案件得到依法公正解决。
第二十四条 乡镇法律工作者受托代理的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委托人必须是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对方当事人，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
（三）本案属于人民法院管辖范围；
（四）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
第二十五条 乡镇法律服务所对有激化可能的民事案件，对严重影响正常经济秩序的经济案件，应当优先受托代理；对法律规定须经行政复议后才能提起诉讼的行政争议，应当告知或者协助委托人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乡镇法律工作者接受委托后，代表乡镇法律服务所与委托人订立委托代理合同，并由委托人出具委托书。
委托代理合同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双方名称，代理人人数和姓名；
（二）代理的事项；
（三）代理的权限（包括一般代理和特别代理）；
（四）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五）代理的报酬数额及给付方式；
（六）违约责任；
（七）合同的有效期限；
（八）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委托人的特别授权包括：接受部分或者全部诉讼请求；变更或者放弃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反诉、上诉或者申请撤回上诉。
委托书主要写明：被委托人的单位和姓名，委托代理的事项及代理权限。委托书一式三份，正本一份提交受诉法院，副本两份分别由委托人和乡镇法律服务所保存。
第二十七条 代理人凭委托书和乡镇法律工作者证，经人民法院同意，查阅本案有关材料。阅卷应做好记录，掌握当事人起诉、反诉或者答辩的有关事实和理由，分析、判断证据是否合法、确实、充分。
第二十八条 代理人持乡镇法律服务所证明和乡镇法律工作者证，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调查取证。调查一般应由两人进行，并制作笔录。调查笔录经被调查人核对无误后，由调查人、记录人、被调查人签字或者盖章。
第二十九条 代理人在开庭审理前，应当在分析、判断案情和证据的基础上，拟定代理方案，并与委托人协商交换意见。
第三十条 委托人除特殊原因外，应当与代理人共同出庭；代理离婚案件，必须有委托人共同出庭。
第三十一条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代理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尊重审判人员，态度谦虚严肃，发言文明通俗，说理透彻有据，请求合法合理。
第三十二条 在法庭调查阶段，经法庭允许，代理人就本案的疑点和关键事实，向证人、鉴定人和勘验人发问，核实案情和证据；必要时可向法庭申请新的证人到庭，申请重新鉴定、勘验或提交新的证据。
第三十三条 在法庭辩论阶段，代理人应当依据事实和证据，提出正确适用法律、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的意见，反驳对方当事人的错误主张。
第三十四条 法庭对案件进行调解，其调解方案合法合理的，代理人应当予以配合，说服委托人接受。
第三十五条 代理民事、经济、行政案件一审诉讼，人民法院的裁决合法合理的，应当说服委托人服判并自觉执行；认为裁决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方面有不当之处的，或者严重违反审判程序的，应当向委托人详细说明，委托人决定上诉并继续委托代理的，应当接受委托，为其上诉提供法律帮助。
第三十六条 代理民事、经济、行政案件二审诉讼，人民法院的裁决合法合理的，应当说服委托人服判并自觉执行；认为裁决不当的，应当告知并协助委托人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申诉。

第四章 代理非诉讼法律事务
第三十七条 乡镇法律工作者受乡镇法律服务所指派，可以接受非诉讼法律事务当事人的委托，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协助当事人办理有关法律事务。
第三十八条 乡镇法律工作者接受当事人委托，代理下列非诉讼法律事务：
（一）无争议的民事、经济和行政法律事务；
（二）有争议的，但依法可以经非诉讼程序解决的法律事务；
（三）不服行政裁决要求申请行政复议的法律事务。
第三十九条 乡镇法律工作者代理非诉讼法律事务，在当事人授权委托的权限内行使职务；对法律、法规明确规定须经诉讼程序解决或者其他法定程序办理的法律事务，不得接受委托以非诉讼方式办理。
第四十条 乡镇法律工作者接受委托后，应当代表乡镇法律服务所与委托人订立委托代理合同，并由委托人出具委托书。委托代理合同和委托书的格式参照本细则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由双方协商订立。
受托代理简易非诉讼法律事务的，也可由双方协商采用其他方式建立委托代理关系。
第四十一条 乡镇法律工作者代理非诉讼法律事务，除采用解答法律询问、代写法律事务文书等一般服务方式外，还可以根据当事人的需求和授权以及承办事项的具体情况，分别采用下列条款规定的服务方式办理。
第四十二条 乡镇法律服务所办理法律事务，可以根据掌握的事实和材料，依据法律、法规进行阐述和论证，指出解决争议的途径和办法，出具法律意见书。
第四十三条 乡镇法律服务所协助审查合同、协议、章程等法律事务文书，应当审查合同主体资格是否合法，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合同内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合同形式、条款是否完备，合同双方当事人是否具有履约能力，合同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和法律后果，并向委托人提出完善合同的意见或者终止订立合同的建议。
第四十四条 乡镇法律服务所代理参与协商和谈判，应当支持委托人提出的合理要求，说服委托人接受对方当事人的合理意见，协助订立有关设立、变更、终止民事、经济等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务文书，必要时受托代办公证。
代理参与解决涉及债权债务等争议法律事务的协商和谈判，协商成功的，应当及时协助订立书面和解协议，并尽可能即时清结；不能即时清结的，应当在协议中订明清结的具体方法和期限；协商无效的，应当告知或者受托协助委托人提交有关机关调解、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对另一方当事人距离较远而又不是急需办理的非诉讼法律事务，可以采用发函协商的方式办理。
第四十五条 乡镇法律服务所代理参与调解、仲裁活动，应当运用事实和证据材料，支持委托人提出的合理要求，促成与对方当事人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调解协议；协商、调解无效时，应当说服委托人接受合法合理的仲裁决定。
调解协议达成后发现确有不当的，应当告知并协助委托人在调解书送达前向有关机关和对方当事人声明翻悔；委托人对仲裁不服的，可以受托代理在规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对方当事人期满不起诉又不执行的，可以受托代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六条 乡镇法律服务所代理申请行政复议，应当就有关行政行为及裁决认定事实是否清楚、定性是否准确、处理是否得当，依法提出代理意见，供受理机关重新复查、审定时参考，支持和维护委托人的合理要求与合法权益。
第四十七条 乡镇法律服务所代理工商企业登记、联营、合作、租赁、承包、税务、信贷、保险、担保、鉴证、公民遗产继承、分家析产、赠与等单项经济、民事法律事务，应当协助委托人实现依法办事，依法经营，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第四十八条 乡镇法律服务所以调解人的身份主持有关经济、民事纠纷的调解，按照本细则第五章的规定办理。

第五章 主持调解纠纷
第四十九条 乡镇法律工作者受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指派，接受纠纷当事人的申请，运用说服疏导的方式，主持对纠纷进行非诉讼调解，应当促使双方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基层正常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
第五十条 乡镇法律服务所受理调解下列纠纷：
（一）乡镇企业及其他集体、私营经济组织在生产、经营和管理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经济纠纷和劳动争议纠纷；
（二）承包经营户、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组织及农村村民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涉及经济、财产权益的生产经营性纠纷；
（三）农村公民之间发生的涉及遗产继承、分家析产、赡养扶养抚育、债权债务、民间赠与、侵权索赔等具有财产权益性质的民事纠纷；
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必须由专门机关管辖处理的纠纷，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及其他部门已经受理或者解决的纠纷，乡镇法律服务所不得受理调解。
第五十一条 乡镇法律工作者必须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依据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调解；必须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调解；不得因未经调解或者调解不成而阻止当事人向其他组织、机关投诉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五十二条 乡镇法律工作者在主持调解中，有权决定调解的开始、中止、延期和终止，有权调查有关证据材料，批评、制止当事人干扰调解秩序的行为，有权拒绝非法干预。
第五十三条 参加调解活动的各方当事人、代理人，有不受压制强迫、真实表达意愿、提出合理要求的权利，有提供、要求鉴定证据的权利，有进行答辩和反驳的权利，有申请中止、延期和终止调解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如实提供纠纷事实和证据、服从调解主持人的指挥、遵守调解活动秩序的义务。
第五十四条 乡镇法律工作者主持调解的纠纷，自当事人书面或者口头申请调解之日起，一般应当在两个月内调结，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到期未调结的，视为调解不成。
第五十五条 乡镇法律服务所受理纠纷，必须由纠纷一方当事人提出书面或者口头申请，并征得另一方当事人的同意。
调解申请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请调解的纠纷属于乡镇法律服务所调解的范围；
（二）有明确的调解申请人和被申请人；
（三）有明确的调解请求和纠纷的事实、证据材料。
第五十六条 乡镇法律服务所接到调解申请后，经审查符合条件的，应当及时受理，指派调解主持人，并填写受理纠纷登记表；对于有可能激化或者严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的纠纷，应当优先受理；对于涉及面广或者跨地区、跨单位的疑难纠纷，应当积极争取有关部门、单位的配合与协作，或者商请有关部门、单位联合调解。
对于不符合受理条件的纠纷，应当告知当事人按照法律规定请求有关机关处理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随时有激化可能的，应当在采取必要的缓解疏导措施后，交由有关机关处理。
第五十七条 调解主持人在调解开始前，应当进行下列准备工作：
（一）分别向各方当事人询问纠纷的事实和情节，审查有关证据材料，了解双方的要求及其理由，并制作询问笔录；
（二）持乡镇法律服务所证明和乡镇法律工作者证进行必要的调查，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查询、索取纠纷情况和证据，或者进行实地勘验，并制作调查、勘验笔录；必要时还可以请有关部门进行损伤（害）鉴定，出具鉴定结论；
（三）在分析、判断纠纷事实和证据材料的基础上，拟定调解方案，确定调解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通知当事人。
第五十八条 调解纠纷可以召集双方当事人到乡镇法律服务所进行，或者到纠纷发生地进行，也可以在双方当事人同意的其他地点进行。
调解主持人根据实际需要，可以邀请当事人的亲属及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调解。
第五十九条 主持调解纠纷一般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一）向双方当事人说明乡镇法律服务所调解纠纷的性质、原则和效力，告知在调解活动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二）由双方当事人陈述纠纷事实，提出证据，说明各自对纠纷责任的看法和解决纠纷的具体意见；
（三）引导双方当事人就纠纷事实和责任的认定交换意见；
（四）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和疏导，促使双方在分清责任、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自行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在调解主持人提出的调解意见基础上，经协商同意达成调解协议；
（五）调解达成协议的，除简易纠纷和即时清结的纠纷外，应当制作调解协议书。
一次调解不成的，可以中止调解，延期继续进行。
第六十条 调解协议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双方当事人的自然情况，纠纷受理单位和调解主持人的姓名；
（二）经调解认定的纠纷基本事实和各方应承担的责任；
（三）协议的具体内容。即双方当事人各自应当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以及履行的具体期限、方式和违约责任；
（四）调解协议书的生效期限；
（五）由双方当事人和调解主持人签名盖章，并加盖乡镇法律服务所印章；有协助调解人的也应当签名盖章；注明制作日期。
调解协议书一式三份，分别由双方当事人和乡镇法律服务所收存。
第六十一条 乡镇法律服务所在调解协议履行期限内发现调解协议不当的，应当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变更协议内容或者撤销原协议，主持协商订立新的调解协议。
第六十二条 乡镇法律工作者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双方当事人应当自觉全面履行。
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无故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的，应当进行说服教育、督促履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确有困难或者因意外原因不能按期履行的，应当促使双方协商一致，缓期履行；当事人一方无故拒不履行并经说服无效的，可以告知、协助或者受托代理另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六十三条 当事人拒绝调解或者调解不成的，应当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根据纠纷情况，告知当事人分别通过下列途径处理：
（一）依法向有关机关提请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属于疑难民间纠纷的，提请乡镇人民政府处理。

第六章 解答法律询问
第六十四条 乡镇法律工作者对机关、法人和公民提出的有关法律事务方面的各种询问，应当做出解释和回答，并提供解决问题的具体途径、方法和依据，为询问人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并通过这项业务进行法制宣传教育。
第六十五条 乡镇法律工作者解答法律询问的范围，主要是有关民事、刑事、经济、行政实体法和程序法方面的问题，以及办理各项具体法律事务的方法和途径；对于有关政策问题的询问，可以依据所了解的有关政策规定进行解答。
第六十六条 乡镇法律工作者解答法律询问，应当做到弄清问题、依法解答、查有实据、客观准确、耐心细致、通俗易懂。
第六十七条 乡镇法律工作者针对询问的不同方式，可以分别予以口头解答或者书面解答。
乡镇法律工作者可以利用广播、板报等各种形式，定期或者不定期到机关、企业、田间、农贸集市、学校上门服务，开展解答法律询问活动。
第六十八条 口头解答法律询问，应当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一）接待来访的询问人，问清并登记询问人的基本情况和询问事项；
（二）听取询问人对问题和事实的陈述，查看询问人提供的有关证据和材料，进行必要的提问，弄清有关的事实情节和主要问题，并认真进行综合分析，酝酿解答方案；
（三）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就询问事项做出有针对性的、准确无误的解释和回答，提供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及其依据；对于不能立即解答的疑难询问，应当在查阅有关规定或者提交乡镇法律服务所集体研究后，另约时间解答；
（四）做好询问和解答笔录，解答结束后按规定项目填写法律咨询登记表。
第六十九条 书面解答法律询问，应当在认真阅读和分析询问人来信所提问题和所叙述事实的基础上，对叙述事实清楚的，可以依法做出明确的解答；对叙述含糊不清的，一般只做原则性的解答。
第七十条 乡镇法律工作者解答法律询问，应当注意下列事项：
（一）对于涉及正在处理过程中的具体纠纷、具体案件中应判刑期和应赔偿数额等问题的询问，一般不应做出具体回答，不应就具体期限和数额发表意见；
（二）对于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都没有明文规定难以回答的询问，或者不属解答范围的询问，应当向询问人做出说明，或者告知询问人向有关部门进行咨询；
（三）不得公开引用内部规定；
（四）对于涉及纠纷事务的询问，如询问人情绪异常，可能作出不理智行为的，应尽可能采取必要的缓解和防范措施。

第七章 代写法律事务文书
第七十一条 乡镇法律工作者可以接受公民和法人的委托，代表委托人的合法意志，以委托人的名义，根据事实和法律，代为书写各种法律事务文书，为委托人办理各项法律事务提供帮助。
第七十二条 乡镇法律工作者可以代写下列法律事务文书：
（一）起诉书、控告书、答辩书、上诉书、申诉书、执行申请书等民事、经济、刑事、行政诉讼法律事务文书；
（二）合同、协议、章程、遗嘱、申请书、赠与书、声明书等民事、经济、行政非诉讼法律事务文书；
（三）其他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书。
第七十三条 代写法律事务文书，对请求合法、正当的，应当予以支持；对请求非法、不当的，应当劝说委托人放弃请求，或者拒绝予以代书；对不涉及法律事务的代书请求，一般不予受理。
第七十四条 代写法律事务文书，应当做到目的观点明确，如实反映委托人提供的客观事实和证据材料，准确引用法律条文、语言规范精炼、逻辑严谨，通俗易懂；有法定标准格式的应当严格按照规定书写。
第七十五条 代写法律事务文书，应当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一）接受来访人的代书委托，问清并登记委托人的基本情况和代书项目；
（二）听取委托人对代书内容和有关事实的陈述，查看委托人提供的有关证据和材料，进行必要的提问，然后对有关事实、证据进行分析判断，酝酿代书方案；
（三）代书请求合法、正当，事实清楚和证据齐全的，根据代书的繁简程度，可以当场代书，也可以在双方约定的期限内完成代书；
（四）代书完成后，征求委托人的意见进行修改、定稿，正式打印或者誉写。
代写的法律事务文书，应当根据需要复制若干份，由委托人签字盖章，并加盖乡镇法律服务所代书专用章和代书承办人印章。乡镇法律服务所留存一份，其余交给委托人；

（五）代写法律事务文书完结后，应当按照规定项目填写代书业务登记表。

第八章 协助办理公证
第七十六条 乡镇法律服务所可以在本地区公证处指导下，协助办理有关公证事项，为本乡镇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申办公证提供帮助。
第七十七条 乡镇法律服务所可以协助办理下列与公证有关的事项：
（一）协助开展证前服务；
（二）协助办理公证申请；
（三）协助办理公证过程中的有关事项；
（四）协助开展证后服务。
第七十八条 乡镇法律服务所协助办理公证，必须遵守有关公证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严禁以乡镇法律服务所名义为当事人出具公证证明。
第七十九条 乡镇法律服务所应当与本地区公证处协商建立公证协作和联系制度，可以在乡镇法律服务所内设置公证联络员。
第八十条 乡镇法律工作者可以协助开展下列证前服务：
（一）面向基层，采取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宣传公证制度的重要作用以及申请办理公证的有关知识；
（二）协助收集、传递证源信息，做好介绍、联络公证工作；
（三）解答公证法律询问，代写公证申请书以及与申办公证有关的其他法律事务文书；
（四）授权交办的其他证前服务工作。
第八十一条 乡镇法律工作者协助办理公证申请，应当按照下列步骤和方法进行：
（一）接到当事人的口头或者书面公证申请后，应当协助对申办事项是否属于公证业务范围和由本地区公证处管辖，申请人的身份是否符合有关公证法规，申办的手续、有关文书和证明材料是否完备等问题进行初步审查；
（二）经初步审查，对符合规定的公证申请应当移送公证处正式受理，对不符合规定的应当向申请人做出说明并指出解决办法，对申办手续和有关文书及材料不完备的应当告知并协助申请人补齐，对申办事项明显违背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拒绝协助办理；
（三）对不符合规定的申请或违背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申请，决定不予协助时，应明确告知申请人有权申请公证处重新审查。
第八十二条 乡镇法律工作者根据公证处的具体授权委托，可以协助办理公证过程中的下列有关事项：
（一）协助审查申请公证的事实、文书及有关证明材料是否真实、合法，当事人的身份和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能力；
（二）公证处认为申办事项的证明材料不完备或者有疑义的，可以协助通知当事人按要求进行补充，或者协助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索取有关材料；
（三）对规定必须由当事人亲自申办的公证事项，当事人确有困难的，可以协助公证员到当事人所在地办理；
（四）协助向当事人送达公证文书；对公证处拒绝公证的，应当协助向当事人说明拒办的理由和对拒办不服的申诉程序；
（五）协助当事人向公证处交纳公证费。
第八十三条 乡镇法律工作者可以协助开展下列证后服务：
（一）协助进行公证事务的证后回访，重点回访和检查经公证的合同、协议等民事、经济法律事务文书的履行情况；
（二）对经协助办理的公证事务在证后发生纠纷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协助或者独自进行调解；
（三）其他证后服务工作。
第八十四条 乡镇法律工作者完成协助办理公证事务后，应当按规定项目填写协助办理公证登记表。
第八十五条 乡镇法律服务所可以接受当事人的委托，代理申办公证。代理申办公证，应当依照本细则第四章规定的程序办理。但法律规定不能委托代办的公证事务，不得接受委托代为申办。

第九章 附则
第八十六条 本细则规定的各项法律服务业务专用文书格式，由司法部统一制定。
第八十七条 城市街道法律服务所办理各项法律服务业务，参照本细则执行。
第八十八条 本细则由司法部负责解释。
第八十九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我国证券业开放中的市场准入问题

郁雷 南京大学法学院


市场准入是证券业开放中的一项特定义务，我国已在加入WTO的《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中承诺了允许外国证券业经营者市场准入的相关事项。然而，我国现有各立法层面对于证券业开放中市场准入的法律形态和业务范围的规制要求与上述义务的转化实现不无矛盾冲突之处或缺乏应有的前瞻性，因而构成我国履行入世承诺的现实或隐性的障碍。此外，如何把握市场准入中的审慎措施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WTO发展中国家成员的意义尤其重大。

第一节 市场准入的法律形态和业务范围

一、市场准入的法律形态
市场准入的法律形态是指外国证券业经营机构在参与我国证券业务时所拥有的实体组织形式。
一国证券业开放最主要的两个途径是外国证券经营者跨境提供证券服务以及通过在境内设立经营实体直接从事证券业务。就前者而言，外国证券经营机构的组织形式由其本国法律规制，后者所设立的经营实体本质上是境内法人，其组织形式及业务范围均受当地法律规制。我国对于证券服务贸易中的跨境提供方式承诺：外国证券机构可直接（不通过中国中介）从事B股交易。为此，2002年6月19日和2002年7月15日，我国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分别发布实施了《境外机构B股席位管理规则》和《境外证券经营机构申请B股席位暂行办法》，为境外证券经营机构申请并取得B股交易席位建立了行为规范，使得外国证券经营机构不通过中国中介直接从事（并仅限于）B股交易成为可能。 然而以上规则仅规定了“境外机构指在中国境外注册的经其所在国或地区有关主管当局批准可以从事证券业务的机构”， 对其实体组织形式没有提出任何限制性要求。可见，在涉及我国证券业开市场准入的法律形态问题上，实际上仅有一种情况属于我国国内法律法规调整的范围——即外国证券经营机构通过在我国境内设立经营实体的方式从事证券业务、提供证券服务。
（一）现有法律形态的辨识
我国证券业开放过程中对于外国证券经营机构在我国设立经营实体应当采取何种法律形态呢？对此，我国入世承诺的具体内容同有关的国内法律法规存在差异，使人产生疑惑。
我国《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中承诺的证券服务商业存在的法律形态为合资企业（joint ventures），而根据减让表在水平承诺部分对此的解释，“在中国，外商投资企业（foreign capital enterprises）包括外资企业（也称为外商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joint venture enterprises），合资企业有两种类型：股权式合资企业（equity joint ventures）和契约式合资企业（contractual joint ventures），股权式合资企业中的外资比例不得少于该合资企业注册资本的25％。” 就此而言，外国证券服务提供者与我国投资者举办合资企业究竟是股权式还是契约式仍不明确。股权式合资企业和契约式合资企业“在我国则分别称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因此，证券服务的商业存在在我国似乎可以采取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两种法律形态。
《证券公司管理办法》第15条规定，境外机构可以在中国境内设立中外合营证券公司，其业务范围以及外方股东的持股比例应当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第4条规定，外资参股证券公司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可见，我国国内法律法规将外国证券服务提供者与我国投资者举办的合资企业仅界定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是有限责任法人。
那么，我国国内法律法规是否缩小和限制了减让表中承诺的商业存在的法律形态的范围呢？笔者认为，减让表在水平承诺部分对此的解释只是涵盖了合资企业（joint ventures）的两种类别，并非要求每一个服务部门或分部门的商业存在都必须采取这两种类型，究竟是哪种类型还应看我国承诺的具体内容。我国承诺加入WTO后3年内，将允许外国证券公司设立合资企业，外资拥有不超过1/3的少数股权（minority ownership），“少数股权” 对应于水平承诺部分解释中的“股权式合资企业中的外资比例不得少于该合资企业注册资本的25％”，而股权式合资企业正是我国所谓“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因此，我国国内法律法规将外国证券服务提供者与我国投资者举办的合资企业的法律形态界定为有限责任公司不违反我国入世的具体承诺。
（二）现有法律形态的局限性。
其一是发起人身份方面的局限。依据《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第4条规定，外资参股证券公司的名称、注册资本、组织机构的设立及职责，应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根据《公司法》，我国公司的组织形式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该法第75条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当有五人以上为发起人，其中须有过半数的发起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第4条规定，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因此，从中外合资证券公司以有限责任公司为组织形式看，目前固然和《公司法》没有冲突，但随着外资介入程度的加深，我国管理层将可能考虑除了允许外资主体以参股方式设立有限公司外，还可能允许其与中资券商共同设立合资的股份有限公司。这样，我国《公司法》关于发起人身份的上述规定，就可能构成法律障碍。而这也正是目前我国中外合资企业(有限责任公司)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所面临的首要法律问题。
其二是外资出资比例方面的局限。我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4条要求注册资本中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得低于25%。即使将来采取合资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我国外经贸部于1995年1月10日颁布了《关于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也要求外国股东持有的股份应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5%以上， 这一下限要求显然构成了外资设立合资证券公司的限制。2003年4月12日施行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对此做出松动，其第5条规定：“外国投资者在并购后所设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中的出资比例一般不低于25%。外国投资者的出资比例低于25%的，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应依照现行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审批、登记程序进行审批、登记。”
其三是资本金方面的局限。在资本金方面，引入外资组建合资公司将面临着实收资本制与国外授权资本制的潜在冲突。根据我国《公司法》第25条规定，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这种资本制度的初衷在于保护债权人，但也容易造成资金的闲置浪费。相形之下，国外相当普遍的授权资本制——先确定注册资本额，但不是一次缴清，公司可以根据业务经营对资金的需要补足出资，就显得灵活一些，也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成立合资证券公司时，由于对资金使用效率的追求和传统经营习惯，外方有可能倾向于采取授权资本制，而《公司法》关于实收资本制的规定无疑将构成潜在的法律障碍。
综上所述，笔者建议在《证券法》修改时，明确中外合资证券公司的法律形态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对有关事项《证券法》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同时，应在《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中补充“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境外股东在外资参股证券公司注册资本中的投资比例可以低于25%”的规定；而对于《公司法》在发起人身份方面的限制以及实收资本的规定可以在将来制定《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规定》中予以灵活的调整。

二、市场准入的业务范围
（一）入世承诺范围与国内法规定的差异问题
考查我国证券业市场准入业务范围的依据有两个，一是国际法上的我国入世承诺表，二是国内法上的相关规定。
我国《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中承诺，外国证券公司可以在中国境内设立拥有不超过1/3股权的合资公司，可以从事（不通过中方中介）A股承销、B股和H股及政府和公司债券的承销和交易、基金的发起。
《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第5条规定，外资参股证券公司可以经营下列业务：（1）股票（包括人民币普通股、外资股）和债券（包括政府债券、公司债券）的承销；（2）外资股（包括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和在境外上市的外资股）的经纪；（3）债券（包括政府债券、公司债券）的经纪和自营；（4）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比较上述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层面对于证券业市场准入业务范围的界定，可以发现，国内法律法规与我国入世承诺的内容重叠但不完全一致，不一致的内容中有些符合我国入世的具体承诺，有些则对承诺的具体事项的内涵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变更，因而违背了我国应承担的有关开放证券服务贸易的特定义务。
国内法律法规与我国入世承诺不一致的地方有三处：
1、我国在《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中对于境外上市外资股仅承诺H股的承销和交易，而《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将所有境外上市外资股均纳入交易范围，没有限定在H股，显然还包括N股、L股、S股等境外上市外资股。这是我国通过国内立法的形式扩大了入世承诺中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市场准入的业务范围，因而不违背我国应承担的有关开放证券服务贸易的特定义务。
2、我国在《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中对于B股和H股承诺允许中外合资证券公司从事承销和交易（Trading）业务，而《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将外资股（B股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交易业务限定为经纪业务，不允许外资参股证券公司从事外资股的自营业务。根据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分类的一般理解,交易（Trading）涵盖了经纪（Trading for account of customers）和自营（Trading for own account）两部分业务 ，所以这一规定实际上是通过国内立法的形式缩小了入世承诺中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市场准入的业务范围，根据GATS第16条第1款的有关规定，在市场准入方面，一成员方给予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得低于其在具体承诺减让表中同意和列明的条款、限制和条件。因此，《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的这一规定直接违背了我国应承担的在证券服务贸易开放领域的上述义务。
尽管，中国证监会于2002年3月1日起实施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第5条中明确规定了：“证券公司不得从事B股的自营买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而2002年7月1日起施行的《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这一规定似乎是要保证对于外资参股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的规制与《证券公司管理办法》相衔接，以体现内外资待遇平等的法律要求，表面上看具有立法上统一性和合理性。然而，这一规定既不具有GATS规则的合法性基础又缺乏国内立法的前瞻性：
一方面，从GATS规则的合法性基础的角度看，入世承诺中的市场准入义务与国民待遇义务是相区别的，一国允许外国证券经营机构在境内设立经营实体的业务范围属于市场准入的判断范畴而与国民待遇无涉。首先，市场准入是国民待遇的前提条件，只有在规定了通过特定法律形态的经营实体市场准入的内容、条件和限制之后，才有所谓国民待遇的问题。我国既然在具体承诺表中没有对合营证券公司B股和H股的自营业务作出任何限制，在将该承诺的义务转化为国内法实施时，就没有理由增加新的限制措施。其次，GATS关于国民待遇的要求是“对于列入减让表的部门，在遵守其中所列任何条件和资格的前提下，每一成员在影响服务提供的所有措施方面给予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得低于其给予本国同类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 可见，国民待遇义务仅要求给予外资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得低于相同条件下给予内资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并未限制给予外资一定程度上的优惠待遇。因此，即使从国民待遇的角度看，仅对外资参股证券公司开放外资股自营业务的限制也不违反国民待遇的要求。
另一方面，从国内立法的前瞻性的角度看，《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对境内注册的证券公司（包括合资证券公司）从事B股自营业务是留有余地的，并没有一概禁止，体现于其第5条“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一例外上。据此，证监会是有权在其颁布施行的其他规定中另行决定是否对合资证券公司开放B股自营业务的，相对于《证券公司管理办法》而言，《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是规范合资证券公司的特别法，两者并不矛盾，因而根据我国入世的具体承诺事项对合资证券公司开放B股自营业务恰恰可以看作是属于《证券公司管理办法》上一例外规定的范围之内。就可从事的B股、H股和和其他外资股交易的现实情况看，对于境外证券经营机构而言，这些股票的交易，不论经纪还是自营，在境外均已可以开展，而除B股之外的各种外资股在境外交易更为方便有利，因此，现有市场准入程度——即在禁止外资参股证券公司交易A股的同时还限制B股和其他外资股的自营对于吸引外资设立合资证券公司的作用无疑是极其有限的。根据GATS逐步自由化的原则以及国内A、B股并轨的证券市场化要求，应当尽快放开国内法规对合资证券公司从事B股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自营限制。
3、我国在《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中承诺允许合资证券公司从事基金的发起业务，然而《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却对此语焉不详，仅规定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还可以从事“中国证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可见在实践中是否允许合资证券公司从事基金发起业务还取决于证监会的个案审批，在法律上具有极大的模糊性，而基金发起业务原本就是我国入世承诺的具体事项之一，应当以明示的方式列于外资参股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之内而非留待审批，尽管从结果上看，事前得到明文规定和实际获取批准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两者对于当事人的法律意义是根本不同的。因此，笔者建议对这一遗漏进行补足。
（二）中外合资证券公司的类别问题
在我国入世后3年内，允许外国证券公司设立合资公司，外资比例不超过1/3。合资公司可以不通过中方中介，从事A股的承销，B股和H股、政府和公司债券的承销和交易。这意味着，从合资公司的业务范围来看，将不同于我国现有的法律对综合类证券公司和经纪类证券公司的业务规定。《证券法》第119条规定，国家对证券公司实行分类管理，分为综合类证券公司和经纪类证券公司，并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按照其分类颁发业务许可证。
从中外合资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看，难以确定其分类与归属。笔者认为，应当将中外合营证券公司归类为综合类证券公司。主要有以下理由：
　　《证券法》对于综合类证券公司和经纪类证券公司的划分主要依据两点，一是资本金规模，综合类最低为5亿元人民币，经纪类最低为5000万元人民币。 二是业务范围，经纪类证券公司只能够从事经纪业务，而综合类证券公司可从事经纪、承销、自营等多种业务。从业务范围来看，是否只从事证券经纪业务是区分综合类证券公司和经纪类证券公司的重要标准。
首先，从中外合资证券公司的注册资本看，《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第6条规定，外资参股证券公司注册资本应当符合《证券法》关于综合类证券公司注册资本的规定。其次，从中外合资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看，虽不能从事A股的经纪与自营，但可从事B股及H股的承销、交易等业务。其从事的业务范围，要大于经纪类证券公司。而且，随着加入WTO后市场准入的进一步开放，中外合资公司的A股的业务也将纳入其可从事的业务范围。因此，从目前和长远来看，中外合营证券公司应当归属于综合类证券公司。
笔者认为，对于合资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的审批，则可以不受证券法关于证券公司分类管理的要求。原因在于，尽管证券公司的业务上实行了经纪类和综合类的划分，但具体的业务范围仍然要由中国证监会核定。 《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第5条也表达了同样的立法意图，该条第三款规定：“证券公司应当按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中国证监会提出业务范围的申请。” 结合前述的合资证券公司应属于综合类券商的结论，其之所以不能从事A股的经纪和自营业务是因为不符合我国入世承诺的要求。这样，在《证券法》和我国入世承诺下，合资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问题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国内法和入世承诺的某些冲突之处得到了回避。同时，这里显示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综合类券商和经纪类券商的划分已不尽合理，而按照具体的业务范围进行核定是证券公司设立审批的发展方向，现在是适用于合资证券公司，将来却有可能适用于全部境内设立注册的证券公司。在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证券公司的业务实行的是许可制。在未来修改《证券法》时，应当废除综合类券商和经纪类券商的划分，而代之以不同证券业务经营的许可制，这样可操作性更强，实际上也更便于分类管理。

三、商业存在市场准入之国际比较
日本、韩国与我国台湾地区均为WTO成员方。由于泡沫经济崩溃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于1996年开始推行以金融市场自由化、公平化与国际化为重点的“金融大改革”（Japanese Big Bang），并于WTO/GATS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谈判中表示采用金融服务承诺谅解书的高标准开放其金融服务部门，日本作为后发达国家的代表，其证券业的开放亦具有典型意义。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自1997年金融危机以来，致力于深化金融改革，并由过去保守的政策态度转向积极开放其金融服务部门的立场，对证券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开放，由于我国与上述两国家地区的证券市场均为新兴证券市场，故其证券业市场准入的状况对我国而言更具借鉴意义。
表1为我国与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通过商业存在（commercial presence）的方式开放本国（地区）证券业的具体承诺之比较，以期在此基础之上对未来我国证券业市场准入的法律形态和业务范围的调整和演变方向做一整体展望。

我国 日本 韩国 我国台湾地区
1．自加入时起，外国证券机构在中国的代表处可成为所有中国证券交易所的特别会员。
2． 自加入时起，允许外国服务提供者设立合资公司，从事国内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外资最多可达33％。中国加入后3年内，外资应增加至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