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少先队工作的决议
共青团中央
关于加强少先队工作的决议
(1981年8月15日通过)
(一)
中国少年先锋队建立三十二年来，在党的亲切关怀下，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少年儿童运动的光荣传统，促进了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少先队已经成为我国各族少年儿童向往的组织，红领巾在鼓舞着他们不断前进。
少先队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到严重破坏，但在粉碎“四人帮”后，共青团十届一中全会决定恢复少先队的名称以来，共青团组织根据党在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逐步加强了对少先队工作的领导，贯彻了“把全体少年儿童组织起来”的方针，队的组织日益发展壮大，现在全国已有少先队员九千万；通过开展队的丰富多彩的活动，使少年儿童受到了生动具体的教育；全国已经建立了一支二百四十多万人的辅导员队伍，经过培养训练，他们具备了一定的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理论研究工作开始受到重视，少先队工作学会在这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总之，经过全团和广大辅导员的努力，少先队工作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二)
我们党历来关怀和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教育。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党中央对少年儿童工作作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并相应地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中央指出：做好少年儿童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培养教育好下一代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必须动员和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加强和做好这项工作，全面关心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要引导少年儿童立志成为有共产主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为人民、为祖国、为人类作贡献，勤劳勇敢的一代新人；培养教育少年儿童的工作由妇联牵头，所有原来承担这项工作的有关部门均应各自负责，切实做好分工承担的工作；要重视少年儿童工作者的培养训练，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和业务能力；要大力加强少先队工作，建设一支优秀的辅导员队伍，充分发挥少先队组织的作用。
党中央的这些重要指示，指明了少年儿童工作和少先队工作的方向，为共青团带领好少先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也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领导好少先队是党赋予共青团的光荣任务，是团的优良传统。少先队工作在团的整个工作中占有重要位置。今天的少先队员，将有一大批是明天的共青团员，把这项打基础的工作搞好了，必将对团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
各级团委必须切实加强对少先队工作的领导，要把这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检查，做到组织落实、计划落实、措施落实。
各省、市、自治区团委及省辖市团委应尽快设立少年部。少年部既是团委的工作部门，又是少先队的领导机关。要选派优秀干部做少先队工作，并保持相对稳定，专职专用。要关心、支持他们的工作，创造各种条件帮助他们提高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各级团校要把轮训少年工作干部和辅导员骨干，列入培训计划。
少年宫、少年之家是少年儿童的校外教育机构，是组织他们校外生活的重要阵地。共青团要同有关部门相互配合加强领导，进一步端正校外教育机构的工作方向。少年宫、少年之家要在向少年儿童、面向学校、面向少先队，坚持阵地活动与指导基层活动结合、重点培养与普及活动结合、小组活动与开展群众工作结合的原则。
《中国少年报》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的机关报，《辅导员》杂志是团中央指导少先队工作的刊物，要加强领导，不断提高质量；共青团要协助有关方面，努力办好地方少年儿童报刊。要充分发挥这些报刊指导少先队活动和少年儿童生活的作用。团报、团刊要加强少先队工作、少年儿童工作的宣传报道。
各行业的基层团组织要从实际出发，充分利用本单位的有利条件，从各方面关心和支持少先队工作。要发动和教育团员、青年为弟弟妹妹做好事，做他们的表率。
(三)
少先队辅导员是队员的亲密朋友和指导者，直接担负带领少先队的任务。建设好一支又红又专的辅导员队伍，是搞好少先队工作的关键。
共青团要积极争取教育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做好聘请辅导员的工作，争取每个农村人民公社配备一名少先队总辅导员，中、小学要严格按照团中央和教育部联合通知的有关规定，配备好大队辅导员，保持这支队伍的稳定性。同时，各条战线的共青团组织要为少先队选派和聘请校外辅导员。
各级团委要采取多种形式，对辅导员进行集中的和经常性的培养训练；还应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生活上关心辅导员，尽可能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尤其要结合辅导员的实际，引导他们热爱少先队工作，增强责任感、光荣感。为了提高辅导员的政治地位，鼓励他们为红领巾事业献身，要建立表彰、奖励优秀辅导员的制度。
(四)
“把全体少年儿童组织起来”是少先队组织发展工作必须遵循的方针。这是党对共青团的要求，是团结教育广大少年儿童的需要，也符合少年儿童的心愿。当前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少先队组织发展缓慢，队员在适龄少年儿童中的比例将近一半，农村有一些学校至今尚未建立少先队组织。这种状况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少年儿童渴望戴上红领巾的迫切要求。
我们应该看到，少先队是少年儿童的群众组织，它的任务是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少年儿童一代，引导他们向先锋学习；它对少年儿童的吸引力和教育作用，是通过自己特有的组织形式、丰富多彩的活动和队员当家作主的集体生活来体现的。“吸收进来”是少先队进行教育的前提，“组织起来”是“活跃起来”的基础；队组织越是发展壮大，它的作用也就越加显著。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消除疑虑，尽快实现“把全体少年儿童组织起来”的要求。凡是尚未建队的学校，团组织要积极创造条件，把少先队组织建立起来。今后，少先队组织的发展工作，要在小学一年级新生中集中一段时间进行队章教育，在他们有了入队要求、履行入队手续后，选择有教育意义的节日，集体宣誓入队，做到在一年级即把全体适龄儿童组织起来。同时，还要着手在校外少年儿童比较集中的农村和城镇，进行建立少先队的试点工作。
(五)
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是少先队团结教育少年儿童的根本途径。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活动，就没有教育；没有活动，就没有少先队。
几年来，少先队开展了“我们爱科学”、“可爱祖国”远足、“大种蓖麻支援四化”、“人人争戴新风尚小红花”等活动，对少年儿童进行了革命理想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和热爱科学的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从全国的情况看，少先队的活动日趋活跃。但是，发展还很不平衡，尤其是一部分农村和中学在这方面还比较薄弱。全团必须尽最大努力，按照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要求，以“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内容，带领少先队开展各种活动。
根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精神，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少先队的思想教育工作。当前，在深入开展“学雷锋、树新风”、“五讲四美”活动中，要着重向少年儿童进行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教育，使他们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从小就要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把这方面的教育抓好了，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就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强大的推动力量。同时，要继续加强少年儿童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和劳动教育。
少先队的思想工作，要坚持正面教育，循循善诱；要从少年儿童的接受能力和知识水平出发，注意教育的形象化、具体化；要结合少年儿童的思想、学习、生活实际，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要把教育渗透到少先队的各项活动中。
要关心少年儿童的全面成长，引导他们学好文化科学知识，锻炼健壮的体魄。过去，少先队在这方面开展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活动，要继续坚持下去。
形势很好，任重道远。全团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在党的领导下，为少先队工作的蓬勃发展，为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作出新的贡献!
所谓事实收养是指亲友、群众公认或当事人所在村（居）民委员会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未办理合法手续的收养行为。 我国因民间收养历史悠久，民众法律意识淡薄，社会上随意弃婴和收养的现象屡有发生，加之当前国家法律及相关政策的冲突与缺陷，使事实收养现象在我国特别是农村广泛存在，给不少收养家庭和被遗弃婴童的生活带来了隐患，影响了社会的整体和谐。
一、中国农村事实收养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一）传统习俗及家庭观念是事实收养产生的社会原因
中国古代的收养制度一般均是以立嗣、传宗接代为出发点，自其形成法律制度伊始，收养制度一直是我国民法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保护儿童最大利益是我国制定和实施收养法的根本宗旨和最高原则。但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根深蒂固的“家本位、亲本位”观念，使父母将子女被视为私有财产。尽管 “子女本位”原则在我国当前的立法思想中得到一定体现，但在立法和司法过程中，视子女为父母的私有财产的思想仍未完成摆脱，剥夺不负责任的父母的监护权的规定仍不够彻底。尤其在收养制度上，仍未摆脱父母权利本位的指导思想。只规定对生父母弃婴行为的处罚，却对其监护权问题只字不提，认为孩子由生父母抚养合情合理，其遗弃行为再严重也要保留其对子女的监护权利资格。这种传统观念在法无明文规定不禁止的立法模式下，使被遗弃孩子和收养人的正当利益不断受到侵害，为违法遗弃行为开了绿灯。
（二）法律与政策的冲突是事实收养产生的制度原因
建国后在很长时间里，我国一直没有一个系统、完整的收养法规，公民在成立收养时，由于无法可依，加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与之后制定实施的收养法之间因调整对象不同导致两者在实践中经常发生冲突，在客观上造成了事实收养的存在。法律规定非婚生子女应与婚生子女同等对待，而收养法规定收养孤儿、残疾儿童或者社会福利机构无关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可以不受收养人无子女和只收养一名的限制，从而产生先生育后收养和先收养后生育这两种现象尽管情况一样，仅次序有别，但实际结果使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仍存在很大差别。最终不能办理登记形成事实收养，并影响了计生政策和收养制度的进一步贯彻落实。
（三）执法管理缺位是事实收养产生的现实原因
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对被拐卖儿童案件、非计划生育案件的查处，只注重对违法人员的刑事、行政责任追究，却忽视对被事实收养人、收养人的合法权利的维护和处理，从而导致这些事实收养行为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相关管理服务的机关缺乏社会责任感，没有看到事实收养产生的社会问题及其严重性，甚至有些机关将处理事实收养问题与处罚违反计划生育问题相结合，以追收违反计划生育罚款或征收社会抚养费为办理收养登记手续的条件，导致不少事实收养人躲避收养登记。尽管收养法规定遗弃婴儿由公安部门处理，构成犯罪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事实上，因公众将个人收养视为积德行善行为，未意识到弃婴行为的违法犯罪性质，反而把弃婴送子行为看作是他人的私事，对弃婴者存有一定宽容心，因此，遭到法律制裁的遗弃者寥寥无几，助长了弃婴事件的发生和事实收养问题的出现。
二、中国农村事实收养问题产生的影响
现实生活中确有不少事实行为依靠传统习惯和道德规范进行调整，与社会利益不相冲突。但是，事实收养行为既受到法律禁止性规范的排斥，也与习惯和道德难以协调，影响了社会整体利益：
一是使父母子女关系处于不确定状态。在事实收养人与被事实收养人之间，由于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能产生拟制父母子女关系。又因事实送养人不能出现，导致被事实收养人与生父母之间的父母子女关系中的父母主体缺位，造成这部分被事实收养人没有父母亲的不正常现象。
二是使相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得不到保障。比如，当事人涉及到监护、继承、损害赔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等等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都难以确定。
三是对社会管理造成障碍。比如人口户籍管理、教育管理、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等，都会因为事实收养人、被事实收养人的身份未定产生管理困难，这些问题也使司法活动面临尴尬局面。人民法院在审理上述问题引发的纠纷时，难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因此，事实收养问题既是社会问题也是法律问题。
三、解决中国农村事实收养问题的主要途径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享受亲情是每个人的权利。解决我国农村事实收养问题，必须将其纳入到法制轨道，真正把好事办好、管好。
（一）加强法制宣传力度，促进民众观念的转变
加强《收养法》、《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着重从规范收养行为、打击违法事件着手，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从而自觉做到依法收养。一方面应大力提倡助人为乐、珍重生命的道德良知，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和多形式的普法宣传，使当事人明白即使是合理行为也应当在法律框架下行使，不使弃婴行为有机可乘；另一方面，要制定专门的社会弃婴管理办法，加大对弃婴行为的查处力度，提高侦查办案效率，并把弃婴查找和公告交由公安部门作为其侦查职能来行使，克服把弃婴查找公告等措施当成是为办理收养登记才实施的消极思想。同时，以基层组织为基础加强农村和城市流动人口监控，鼓励举报和监督，运用社会、公众和舆论力量共同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从源头上遏制弃婴现象的发生。
（二）完善协调收养法律政策，建立新型收养体系
收养法等有关法律制度应明确规定发现弃婴、儿童后的处理程序，明确计生、民政等相关部门的执法职责，规定私自抚养弃婴、儿童的行为除给予行政处罚外，应将被收养人送福利机构。协调计生与收养政策，一方面，应适当调整现行收养制度，增加收养政策的弹性，使之既能符合计划生育的目的，又能体现“非婚生子女视同婚生子女”的收养原则；另一方面，分清政策之间的界限，在维护社会公德、保护收养家庭合法权益的同时，对不符合收养条件而非法收养的，要认真按照计划生育规定的政策处理。
建立家庭收养试养期机制，由法院先确定是否适合收养，并附于收养人一定的监护权，通过收养与被收养人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后再通过司法途径确定其收养关系是否成立。在政府主导下积极开展家庭寄养、委托收养、集中抚养，通过制定有效的政策和法规，鼓励各地积极开展多形式的抚养。加强社会福利机构的监管力度，发挥其在收养中的调节作用。建立收养家庭调查和评估制度，通过设立民间收养评估员制度，对已建立事实收养关系的家庭进行追踪调查，增强国家监督和管理。
（三）增强司法救济，保护事实收养各方的正当权利
收养作为一种民事行为，应受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在《收养法》颁布前后，事实上已有大量收养人与被收养人共同生活多年，形成了拟制血亲关系的事实收养关系。适度承认事实收养的合法性，有利于维护既成和睦的家庭关系，解决因事实收养问题引发的各方矛盾，保持社会和家庭的基本稳定，保障事实上已与收养人共同生活多年、有着牢固拟制血亲关系的被收养人的基本权利。因此，在不违背有关法律的基础上，对符合法定内容的事实收养关系应尽可能地给予保护，允许其在一定条件下按收养关系确认和对待，并规定行为成立时即为有效。对其中矛盾较大、社会影响面广而又无法得到法律确认的事实收养关系，可通过司法和救济途径加以认定，等同于合法收养，同时在收养法中明确规定对无效收养行为的救济途径和办法，有利于维护既成的和睦的家庭成员关系，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最终实现保护人权的法律价值。
参考文献：
[1]王洪：《婚姻家庭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杨立新主编：《损害赔偿总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