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关于控制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传播的决定


（2003年5月14日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2003年5月14日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号公布）



为了控制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以下简称“非典”）在本市的传播，防止“非典”的蔓延，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国务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在控制“非典”传播期间，作如下应急决定：

一、本市预防和控制“非典”工作，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预防为主、常备不懈的方针，贯彻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反应及时、措施果断、依靠科学、加强合作的原则。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严格的“非典”防范和应急处理责任制，切实履行各自的职责。

市人民政府为控制本市“非典”疫情，可以根据预防和控制“非典”预案，依法采取必要的预防和控制措施，包括对特定的人员、区域、场所、单位等采取医学观察、隔离以及其他应急处理措施。

二、预防和控制“非典”工作，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属地化管理原则。区县、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加强领导，组织力量，团结协作，群防群控，认真落实国家和本市预防和控制“非典”的各项措施。

居（村）民委员会应当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统一安排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预防和控制“非典”的具体工作。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关于预防和控制“非典”的规定，服从本地区人民政府及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统一指挥和管理，落实预防和控制“非典”的措施，配合居（村）民委员会的预防和控制“非典”工作。

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需要聘任防范非典监督员，承担社区预防和控制“非典”的工作。防范非典监督员应当认真履行职责，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予以支持和配合。

三、需要隔离治疗的“非典”临床诊断病人、疑似病人和需要接受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在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构采取医学措施时应当予以配合；拒绝配合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协助强制执行。对可能受到“非典”危害的人员，相关部门应当根据有关规定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

医疗卫生机构在诊断“非典”病人或者就“非典”流行病学依法持证进行查询、检验、调查取证时，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予以配合，不得以任何理由隐瞒病情以及其他相关的真实情况。不予配合，隐瞒病情或者其他相关真实情况的，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可以并处罚款。具体罚款数额由市人民政府规定。

医疗卫生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管理制度、操作规程，防止“非典”的医源性感染和医院内感染。

四、铁路、交通、港口、民用航空的有关主管部门应当保障交通运输的正常秩序，保证防治“非典”物资的运输畅通。

铁路、交通、港口、民用航空、卫生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出入本市的交通工具和人员的查验，公安机关应当予以配合。受查验者应当如实填报有关情况，不得逃避查验，不得隐瞒真实情况；逃避查验或者隐瞒真实情况的，由相关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可以并处罚款。具体罚款数额由市人民政府规定。

五、公安、物价、工商行政、质量技术监督、卫生、药品监管等部门应当切实维护社会秩序，加强市场监管，对利用“非典”散布谣言、发布虚假信息扰乱社会秩序，哄抬物价或者从事其他欺骗性商业活动，辱骂、殴打医务人员和执法人员的，依法予以惩处。

六、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医疗卫生机构不履行应急处理职责或者未按照规定履行职责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七、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报告“非典”传播的隐患，有权监督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医疗卫生机构履行“非典”应急处理职责的情况，有权举报违反本决定的其他情况。接受举报的机关，应当及时调查处理。

对经查实的举报，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奖励。

八、违反本决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终止日期由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另行公布。




产品质量与公民生活
----写于产品质量法颁行十周年之际

秦前红*


产品质量是工业时代的话语，是物流丰富的表征，是市场经济的呼唤。初民社会，各族群偏居一隅，茹毛饮血，披荆戴棘，万物皆取之自然，似无产品之说。农桑时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纵有产品，不复有质量之争。计划经济岁月，国家居于天下之高端，以泽被万民之态势，将人、财、物全面掌控。百姓基本生存用品尚需按票供应，排队抢购，挑剔产品质量，岂非奢谈？市场经济开启，人民个性张扬，产品极大丰富，消费需求变动不居，商家业主趁势逐利而行，甚至见利望义。市场渐有失序之危，公民权益濒临侵残之险，于是乎法律生焉。
法律是公民生活方式的表达，是社会精神的形塑。法律制度创造了公民特有的组织、思想习惯和风俗。公民素质的绝大部分乃由其如何解决问题，如何应付随之而来的冲突以及怎样利用法律谋求利益的实现而界定之。是故，法国的勒内·达维颇具洞见地指出：公民的生活，即为法律所组织起来之生活。法律的缺位或者不健全，将使公民顿添无穷困扰。回首当年，假冒伪劣充盈市场，公民使尽全身解数，惕然警之，也难避宵小之徒所设之陷阱。全民防伪，运动打假，几成中国之特色，其既彰显我国法制之困境，又增加交易之成本，影响经济发展之效率。
交易自由，选择自主，原本公民私生活领域之天然法则，政府似不应干预。商品经济发展的早期罕有调控产品质量之规则，因为竞争至上，需要决定生产。但由于人的“理性局限”和“市场失灵”，于是借助政府“公权”，建构良好之交易环境，降低交易的道德风险，减少消费者的茫然无措，成为公民的不二选择。产品质量法应以公民权益为价值关怀之归属，而不应强化政府管制为目标。我国过去产品质量法之诸多规定，在实行时却演成“地方利益”、“小团体利益”之保护伞，其中教训最深刻之处，与立法不良大有关系。
产品质量法既是公民权益保障之法，又是定纷止争之法，设置便捷合理的救济途径，尊重传统的交易习惯，方能使公民权益获得可靠而实在的保障。否则，投诉无门，处理拖沓，不仅使公民失去对法律之信心，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失去支撑，而且会激化社会矛盾，危害经济秩序。
产品的丰富多样，新产品的层出不穷，会使公民永远处于弱势的地位。因此，扩大产品质量法的适用范围，提高产品的质量标准，加大假冒伪劣之惩罚力度，也应是产品质量法之制度安排的重点。
工商业产品的好坏，与政治公共产品的质量息息相关。如果政治体制不优良，政治决策充满了恣意，政治权力能便利地“寻租”，官僚与资本能轻易“通奸”，那么消费者的权益必然会遭受藐视和践踏。因此，改革政治体制，让人民真正决定公共产品的“产出”，一切政治权力处于人民监督之下，是公民获得优良生活之急务。

*作者系武大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