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弱势群体犯罪的社会学思考

韩宏伟

摘 要：弱势群体犯罪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凸现出的严重问题， 其内在根源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社会因素，是社会对其权利分配的不平等以及法律保障的虚置所致。当弱势群体遭遇权利贫困危机且又无法解决时，基于寻求某种平等权的潜在特质，惟有用强势对抗——违法犯罪来彰显其弱势的社会人格的存在。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构建一种公平、正义的和谐秩序——法治视野下的人权保障机制，以期对弱势群体进行强势扶助，来最大可能地预防和控制弱势群体犯罪。
关键词：弱势群体； 强势群体； 犯罪； 生存权； 人权保障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伴之而来的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使得社会弱势群体的犯罪问题日益凸现并愈发严重。如何有效遏止弱势群体犯罪并加强对其的法律保障，进而使社会整体利益能够平衡、和谐、可持续地发展，业已成为目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 弱势群体涵义之界定
“弱势群体”一词首次见于2002年3月朱?基总理为人代会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它主要是一个用来分析现代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力分配不公平、社会结构不合理、不协调的概念。关于对弱势群体的界定，学术界有多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弱势群体是一个在社会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1] 第二种观点认为，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指在具有可比性的前提下，一部分人群（通常是少数）比另一部分人群（通常是多数）在经济、文化、体能、智能、处境等方面处于一种相对不利的地位。[2] 第三种观点认为，弱势群体是指那些依靠自身的力量或能力无法保持个人及家庭成员最基本的生活水准、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支持和帮助的社会群体。[3] 笔者认为，弱势群体是指基于自然、生理与社会原因而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处遇的特殊群体。“弱势群体”中“弱势”至少应包含以下几层含义：一是物质相对贫困；二是竞争处于劣势地位；三是权利维护受阻。
目前，学术界把“弱势群体”通常分为两类：生理性弱势群体和社会性弱势群体。前者往往是由于自然、生理原因所致，包括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残疾人。后者则是社会因素所致，包括下岗职工、失业者、农民工、维权失败者。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只是在一定阶段一定范围内产生。随着社会政策的不断优化以及弱势个体的差异，弱势群体中的一部分人会转化为中性群体或强势群体。同时，强势群体由于社会性原因亦可以转化为弱势群体，如维权受阻而导致家破人亡者。弱势和强势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是弱势者要上升为强势者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不仅取决于个体因素，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依赖于社会因素的配合。

二、 以社会学为视角分析弱势群体犯罪的原因
弱势群体犯罪的原因除个体因素外，主要是社会性因素所致。因为作为弱势者，是不敢、不愿违法犯罪的，除非被逼上绝路。正如美国犯罪学家莱马特所说“是社会的反应导致了犯罪而不是犯罪导致了社会反应”。[4] 因此，探究弱势群体犯罪的原因从社会学视角进行，在很大程度上更符合保护弱势群体的价值趋向。同时，也能审视出社会公平、正义的真实内涵以及法治的理念所在。
（一）用强势对抗维系弱势自尊
弱势者总是追求安稳、平静的生活，无祸即是福。而打破这安稳的，往往是天灾人祸，天灾可以承受，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天意，无法阻挡、无法克服。而人祸则是人为因素，是可以抗制的。强势群体有欺压弱势群体的本性。历史充分表明，社会的动荡不安往往是强势群体欺压弱势群体而造成弱势群体的生存危机所致，是弱势群体权利贫困极端化的强势反弹。为什么阶级社会斗争不断，就是因为强势阶级过分压迫弱势阶级。马克思指出，为什么国家终究会被消灭，就是因为在阶级社会里，国家是专政机器，国家总是代表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实行强势专政。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毛泽东语）。农民起义的不断迭起，无可争议地证明弱势群体在遭遇生存危机的关键时刻，如若不能得到强势群体的妥协或良心关怀，则惟有用自身潜在的强势——暴力对抗来维系其弱势的生命的存在。基于历史的惨痛教训，国家才要运用强制力的权力手段制定法律来抑制强势群体力量的肆意扩张并保护弱势群体权利的合理延展。国家制定法律法规，其目的就是在两个群体之间形成一个矛盾的缓和地域，因为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对法益的破坏会危机其政权的存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国目前弱势群体的犯罪问题集中表现为社会对弱势群体权利法律保障的漠视和缺失。弱势群体作为社会最底层的特殊群体，当其权利被侵害尚不至于危及生存权时，其最可能的行为就是忍让、躲避。这恰恰迎合了强势群体的虚伪心理，他们以此考验弱势群体的权利缺失容忍度来换取他们的带有成就感的安逸。其实，这往往是弱势群体恶性犯罪的根源。弱势群体违法犯罪，说明其心理防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惟有用最强势的“暴力”才能舒缓他们长期压抑的心理并平衡与强势群体平等的社会地位。就弱势群体而言，他们对生存权的关注远远大于任何因素，当其遭遇强势群体的过分欺压时，他们潜在的、原始的动物本能就是具有绝对抗衡性的强势。
追溯弱势群体犯罪的社会根源，不难看出，是法治视野下弱势群体人权保障的虚置以及对法治精神的扭曲。法治社会是以宪法和法律为最高权威的社会，其通过对公权力的确认、分配和制约来实现对公民人权和自由的有机保障，以期实现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转。法治的精神是追求一种公平、正义的秩序，法治的价值是崇尚一种和谐、可持续性的发展状态。在我国的人权保障机制中，立法是通过民主集中的决议来确认和分配权利；司法是通过裁判来公平实现权利的分配；行政是通过司法来实现立法所分配的权利。而在这三个环节之中，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或行政权的滥用，司法机关的徇私枉法，都会损害立法机关分配给弱势群体的权利，从而导致法治权威性的降低和弱势群体权利的被剥夺。社会学理论指出，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有敌视或仇恨心理。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权利缺损归因于强势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甚至他们的敌视或仇恨指向也可能扩散。如果某类弱势群体的人权长期得不到保障，又无有效的权利救济措施，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自然就会滋生社会不满情绪，在得不到合理宣泄的情况下就极易出现群体犯罪的现象。[5] 这将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法律在社会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必将使法治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观荡然无存。因此，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整器，理应担负起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和谐秩序的重任。弱势群体作为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特殊群体，应该得到法律的特殊关注和人权保障。法律以其强势的手段保护弱势群体的自由、安全、人格尊严及其正当权利的行使，从本质上消除社会对他们的歧视状态，以此来体现法治社会的公平、公正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这是法治驾驭社会可持续发展责无旁贷的使命，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
我国宪法第33条第2、3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另外，《世界人权宣言》也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是平等的。”当然，人之间是有差别的，在社会财富、地位、身份上可能是不同的。但是，每个人在价值、尊严与权利上都是平等的。我们肯定人权的存在，就应该表现出对一切人平等的尊重和保护，而不管他处于什么位阶。“所有的人，不分贫富，不分自由人和奴隶，在人身和灵魂上都有同样的分量。”[6] 基于弱势群体的特殊性，法治社会更应该保障其与强势群体平等的生存权。尽管国家制定了若干保障弱势群体权利的法律法规，在立法上确立弱势群体保护的优位性。但在具体的法律运行中，弱势群体的权利不能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甚至被置若罔闻。当危及到弱势群体的生存权时，其违法犯罪行为就不难想象。
法治社会下对弱势群体人权保障的虚置具体表现为某些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立法机关关于弱势群体保护的消极性、对立性甚或视而不见。消极性表现为：行政机关对弱势群体权利维护的敷衍以及对强势群体欺压行为的纵容，司法机关对弱势群体权利维护的形式性，即弱势群体虽胜诉，但实质上却败诉，因为程序上获得的公平、公正不能换取实体上的正义内容的真实再现，使得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得不到胜诉效益的真正落实，胜诉只是一纸空文。对立性表现为：行政机关对弱势群体持有的“官本位”思想，即官领导民而不是服务民，其试图用一种强势的权力压制甚或打击弱势群体的合法、正当的权利的行使，以“平稳、安全”的秩序来换取上级机关对他们功绩的肯定和褒扬以及自身职务的升迁；另外，行政机关作为特别的强势主体，与强势群体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即利益上的相互利用性，这就决定了妥协性的不可避免。同时，司法机关对弱势群体的权利维护采取一种不予受理的态度，其原因在于对强势群体的相对惧怕或者是其自身的徇私枉法、腐败行为，另一方面是弱势群体天生的脆弱性。视而不见表现为：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对弱势群体权利缺损的漠视及其对强势群体肆意行为的不闻不问，其原因在于我国目前社会的特殊现状以及行政体制与司法体制的不健全（如行政权的介入与规制、司法的成本等问题）。
综上所述，法治环境的不健全导致的弱势群体权利公力诉求的缺失与受阻，使得弱势群体惟有用最原始的私力自救。如果“法律不能充分解决由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变化所带来的新型的争端，人们就会不在把法律当作社会组织加以信赖。”[7] 当弱势群体的权利贫困危及到生存权时，捍卫生命底线的行为只有“对抗”，而且是最有效的“暴力对抗”。惟有如此，才能使强势群体意识到他们并不是渺小、可以忽略的。正如德国法学家耶林所说“权利=法的目标是和平，为达到此目的的手段就是斗争。”[8]
弱势者用暴力对抗强势者的肆意欺压，来维系他们弱势的自尊，一方面亵渎了法律的尊严，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法律的脆弱性。法律脆弱性的社会影响诠释了弱势群体犯罪原因的社会性，同时也凸现出法治视野下弱势群体人权保障的紧迫性。
（二）不公平的利益竞争、不平等的权利分配及其心理失衡因素
我国社会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许多社会机制尚未建立甚或不健全，出现了诸多不公平现象，特别是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平。贫富差距造成的巨大反差影响了群体之间社会地位、权利分配等的不平等并逐渐延伸到各个方面，从而形成了不同阶层的利益群体。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不断变化使得整个社会结构也不断地做出调整，以适应社会秩序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伴之而来的社会整体意识的变化，使得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也发生变化。人们对利益选择机制的不同认识，使个人的行为抑制力变得十分脆弱。价值观念的混乱与扭曲使得市场经济下的个体行为偏离正常的轨迹，甚至做出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经济利益的驱使使个人的社会责任感不再被刻意强调，竞争的方式和手段也不在重要，人们的价值观愈来愈偏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职权主义。因此，曾经被资本主义国家所宣扬的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我国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和赞同，将自然界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生存机理运用到人类社会似乎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可以仔细地考虑一下，我们目前的社会机制是否提供了公平竞争的初始条件？如若条件不公平，那么如何进行公平的竞争？不公平的竞争结果必然是社会公平的规则遭到践踏，使社会的公正秩序得到破坏，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利益群体之间的斗争。耶林认为，“斗争，从权利被侵害、被剥夺时开始，一直在反复进行。”[9] 斗争的结果是强势群体越来越强，而弱势群体越来越弱。
社会的不公平竞争以及不平等的权利分配，使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强势者运用权利的不平等带来的优惠政策以及强势者的天然本性聚集财富，这必然会损害到弱势者的利益。强势者利用弱势者廉价的劳动力使自己“一夜暴富”，或许这其中还有掠夺的成分。而弱势者的天然的本性决定了不可能走强势者的致富之路，或许他们只能以简单而原始的非法手段获取物质。经济利益的冲突加剧了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矛盾，弱势群体为生存权而发生的违法犯罪就很容易想象。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犯罪学家指出，社会财富分配不均，阶级结构分化严重所引起的被剥夺感、挫折感、无助感、徒劳无功感、不公平感、痛恨感以及疏离感通常会引起严重的个人冲突，从而使犯罪增加。这些感受实际上为实施犯罪提供了“合理化”依据。当不同阶层之间的精神和物质距离越来越远时，敌意和妒意可以产生严重的社会冲突，而犯罪便是其中最直接和最极端的方式。[10] 弱势群体由于物质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竞争力的劣势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使其到了被社会遗忘的边沿。惟有其违法犯罪的影响性行为才能引起社会的关注，这也是弱势群体权利自救的最后途径。
另外，社会上存在的腐败现象曲解了公平、正义在弱势群体心目中的真实含义，一方面使其认识到权利的维护依靠的是什么，另一方面也为其违法犯罪行为提供“合理化”依据。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善于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亘古不易的真理，直到其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1] 国家公权力的异化，常常会招致人民对其合法性的质疑，人民遂丧失对政府的信任，因而“合法性”危机便应运而生。[12] 当权势群体利用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大肆贪污贿赂而很少受到惩罚甚或逍遥自在、平安无事时，弱势群体会因特别的不平等感而心理失衡，这种感觉越强烈，其中的一部分人就会不择手段地谋求“公平”。
理想的社会公正永远是人类追求的目标，而现实的社会公正总是蕴涵着实际的不公正。或许，“即使是一个社会在原则上是公正的，也还可能产生不公正的法律和政策。”[13] 弱势群体由于权利分配的不平等与利益竞争的不公平导致其心理扭曲、失衡，而且这种反差越大，其爆发的强度也就越大。在很大程度上，弱势群体需求的往往是最基本的、最简单的，然而还是不能得到满足。因此，马斯洛认为，越是低级的基本需要，它的力量就会越强、潜力也就越大。如果不能满足它，人们将生活在一种不平衡状态中，而这种不平衡状态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当人们遇到一个能够满足这种需要的环境时，就会更加急切、更加强烈地获取。当弱势群体遇有一个适合自己欲求（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的环境时，便会不顾一切的去攫取，哪怕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长期的失衡心理已经背离了自己认为的公平与公正，所以弱势群体的犯罪行为也就自然的发生了。
（三）社会歧视性因素的恶性反应
弱势群体的存在是一个普遍现象，而弱势群体的犯罪问题则是特殊现象。因为存在的是大部分，而犯罪的却是小部分。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歧视是普遍的、广泛的、多领域的、多视角的。诸如身份歧视、就业歧视、教育歧视、待遇歧视、性别歧视等各种歧视现象，都是没有把弱势者当作同等价值和尊严的人看待。
弱势群体被社会歧视，拒绝，因而不能被融入到社会的主流文化和价值中去，其任何行为和举措都会受到排斥。当弱势群体为生存欲融入主流社会而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时，由一个弱势者转变为犯罪者是有一个过程的，并非一蹴而就，因为只有当其生存权遭遇危机时才会产生，同时这也是强势者为何长期欺压弱势者的原因所在。弱势者在社会歧视的影响下产生犯罪，是有多种外在因素的驱使。
（1）挫折。弱势群体遭受挫折会使自己原有的求富心态和方式发生变化。例如农民工从一种乡土秩序进入城市秩序，求富的初始方式就是依靠自己的诚实劳动，违法犯罪是从不敢想，也不去想。然而就业的歧视与挫折使其淳朴的思想发生裂变，既然诚实劳动不能养活自己，那就有用犯罪的方式去致富。这样，既能养活自己，又能给社会歧视一种教训。（2）利益。当一些特殊的弱势群体（如妇女、女大学生）被社会排挤时，因为其生理上的特殊性，促使其选择了最优化、最直接的生存方式。比如妇女可能选择色情行业或者拐卖人口，有些妇女可能因为自己是其中的受害者，而后又以此方法来报复别人。女大学生因为性别的原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就业歧视，因歧视造成的困境可能会使其生存方式发生变化。比如出卖色相、贩卖毒品以及一系列非法的和社会不允许的方式。（3）尊严。弱势群体被社会歧视，在一定程度上其个体尊严趋于缺失，并产生强烈的压抑感和报复心理。缓解这种郁闷状态的方式有两种：暴力对抗或强势者的妥协，后一种方式是不可能的，因为强势者的妥协是以弱势者的斗争为前提的。一旦弱势者用暴力来对抗，那么对强势者来说，那就是一场灾难。这尤以女性犯罪为代表。巫昌祯教授指出，“女性表现出的一些极端行为，一是女性在家庭暴力中受害太深、报复心理很强；二是女性在家庭暴力中长期处于无助状态，形成邻里不劝、居委会不问、单位不管、不出人命执法机关不理的怪现象。”暴力对抗固然挽回了尊严，可是对自己来说，却失去了自由甚或生命。可是，选择暴力是他们维系生命自尊的唯一途径。正像卢梭所说“每个人都有权冒生命的危险，以求保全自己的生命”。[14] （4）诱惑。当弱势群体处于被主流社会歧视的困境时，往往表现出一种迷茫的状态，这样就容易受到社会亚文化特别是犯罪亚文化的引诱。因为亚文化对抗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恰恰迎合了弱势群体被社会歧视、排斥的困惑心理。当弱势群体犯罪时，其罪责感因犯罪亚文化的影响已经淡化甚或荡然无存。
社会的反应影响了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和生存方式，使其权利的分配不公平、不公正，当其权利贫困而使生存权遭遇危机时，违法犯罪是在所难免的。 因此，摩尔说：“不公正才是社会动乱的社会基础”。[15]

三、 法治视野下的人权保障机制——弱势群体犯罪的对策选择
弱势群体犯罪是社会权利分配的不公正以及对弱势群体人权法律保障的虚置所致。因此，构建一种公平、公正、正义的和谐秩序——法治视野下的人权保障机制，来对弱势群体进行强势关怀和扶助，成为社会的责任和时代的呼唤。
（一） 加强立法机制，消除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性歧视。
法的价值是通过对人们行为的规制来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具体以什么形式表现法的公正性，则要由法所依赖的经济制度的价值形式决定。经济发展倡导平等的、公开的竞争模式，同理，法的制定也须遵循此原则。国家加强立法机制，解决弱势群体受社会歧视的问题，使其人权保障以法的形式落到实处，真正实现文明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立法过程。柏拉图认为，我们立法的全部要害，是让公民在尽可能相互友好的环境中过最幸福的生活。改革城乡二元格局、户籍管理体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就业服务措施，健全政治参与、权利救济制度等，都是对弱势群体人权保障的法律确认。另外，对于歧视弱势群体的行为和规定以立法的形式予以剔除，并对具体的个人和单位予以相应的惩罚，真正实现法的公正价值。
（二） 提高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对弱势群体的人权保护力度，并给以特别的待遇。
弱势群体特殊的社会性质，决定了社会应予以特别的关照。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对涉及弱势群体的案件应从法的公平性和正义性来考虑，不能因为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而有任何的偏见，更不能因自身的腐败而使弱势群体的权利维护虚置。另外，行政机关在执行国家立法的同时，一方面加强对弱势群体权利的各项保障，使其权利的行使得到合理延展；另一方面加强对欺压弱势群体的行为和个人予以强行的抑制，从而使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落到实处。
（三） 健全国家司法救助体系，并建立国家先行给付制度。
要实现弱势群体人权保障的“实质平等”，使司法的“公正与效率”目标得以实现，就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探究弱势群体权利保障的灵活、有效的司法途径。不但使司法运作过程简捷、高效、低成本，而且可以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立案救助。当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被侵害时，就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司法救助的请求，行使其诉讼权。（2）公益诉讼。要求律师每年为弱势群体无偿代理一定的案件。（3）扩大诉讼费用减、缓、免的范围。针对弱势群体不同的经济状况，给予适当的优待。（4）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实行口头立案方式。在弱势群体因文化程度、身体残疾等原因不能写诉状而采用口头立案方式，能够方便其诉讼。另外，当弱势群体胜诉之后因对方当事人转移财产、逃逸或其他原因而无法赔偿时，国家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先行给付一部分或全部，使弱势群体切实感受到国家特别的生存关怀。

四、 结语
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是要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从公法关系角度讲，和谐社会应该是崇尚民主法治、保障人权、奉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重诚信、讲文明，追求良好秩序的社会。[16] 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差别的社会，但一定是弱势群体的人权受到尊重和保障的社会。消除社会的不公正因素，才是预防和控制弱势群体犯罪的关键，同时也是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

参考文献：
[1] 陈成文.社会弱者论[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5.
[2] 李林.法治社会与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J].前线，2001,(5).
[3] 郑杭生.走上更公正的社会[J].www.china.org.cn.
再论工伤与雇佣损害赔偿之区别

左志平


内容摘要：随着世界工业化发展， 职业伤害非常严重。劳动者因职业造成人身伤害引起各国的重视，许多国家通过制定法律来保护劳动者的权利。但各国立法不一，其救济的途径、方式也不相同。但从现有的立法看，主流的救济途径是不区分工伤与雇佣，以工伤保险来保障劳动者职业伤害的救济。随着我国工业发展进程的很快，职业伤害赔偿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因立法滞后，社会保障体系尚没有健全，职业伤害赔偿通过两种不同的法律规定获得救济：即依照民法雇佣损害赔偿的规定，依照劳动法工伤保险规定。这两种途径的法律性质不同，其赔偿的条件、标准等也不相同。因我国法律法规对两者规定较为模糊，又难以区别，实践中常出现混淆工伤与雇佣的问题。笔者根据相关的理论，结合实践中遇到的具体案例，浅述一点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工伤 雇佣 损害赔偿 区别
在古罗马法中就有雇佣契约这一法学概念，它被列入租赁契约之中。自工业革命以来，雇佣契约中逐渐分化出劳动契约这一独特的契约类型。近代西方国家非常注重劳动契约，以国家公权强制规定，劳动法研究和发展十分迅速，其目的是确保弱势地位的劳动者利益，以注重个人的生存权作为其价值取向，使劳动法的属性由私法渐而转变为社会法。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多种经济成份的并存 ，劳动用工主体和雇佣关系非常复杂。由于我国劳动立法滞后，成文法中雇佣契约这一规定，这两类纠纷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市场调节的主导作用，营利性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等主体，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不惜降低预防成本，致使社会成本加大，工伤与雇佣损害赔偿问题已成为当前的热点、难点问题。这两类纠纷时处理很难把握。劳动契约是从雇佣契约中分化而来，它们之间有近亲的渊源，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笔者针对上述问题，就所学的浅薄理论和细微的实践经验，对工伤与雇佣损害赔偿问题作一浅论。
一、 劳动契约与雇佣契约之比较
工伤与雇佣损害赔偿，其母体分别是劳动契约与雇佣契约，该两者是母体中的一项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在论及两者区别之前，有必要先对两者的母体作一简要分析。劳动契约，我国台湾“劳动契约法”第一条规定：“劳动契约是当事人一方对他方存在从属的关系，提供其职业上的劳动力，而他方给付报酬的契约”。我国劳动法将其规定为：“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目前，国内外法学理论界对劳动契约的性质存在四种观点：①是身份契约说。此说认为劳动力的给付与受领并非单纯的债务契约，尤其从劳动地位的取得来看，其身份性更加明显。因而不乏有学者认为劳动契约系一种“身份从属性”契约，主张虽然在理论上雇佣人与劳动者地位平等，但与其将劳动力的提供视为商品的买卖，不如将劳动关系视为身份的从属关系，从而使劳工受到较多的保护。②是租赁契约说。此说认为将劳动关系视为买卖关系不妥当，而宜将之作为祖率关系对待，而其中的租赁物即劳动力，劳动力在契约关系消灭后即可恢复。此说与罗马时代的租赁说较为相似。罗马社会中，自由人的劳动关系已经脱离了不自由劳动时代而踏入自由契约时代，即自由人为其他自由人使用时，不再以债奴或自己出借的方式为之，而是将自己的劳动出租给对方，于是成立劳动租赁契约。劳动关系在十九世纪仍被当作物之租赁的一种下位类型、特殊类型，其内容多准用物之租赁契约的规定。这种法律处理方式对受害者的有利之处在于不会随时产生各种未规定的附随义务，但也使雇主一方在刑法的禁止、限制规定外，可以任意支配处分其所购得的劳动力，使得老务租赁违背人格平等的基本理念，显取不足。③是劳动加工说。此说适用民法物权加工的法理，认为劳动力在主物上加工后仍为雇主所有，但雇主应给付报酬。这种理论对说明劳动关系的本质毫无作用。④是特种契约说。此说认为劳动契约是民法中所有典型契约以外的一种，已形成独立契约。特种契约说已经成为目前的通说。笔者赞同这一说学。理由是，劳动契约是民法中所有典型契约以外的一种，已形成一种独立的契约，它符合劳动契约的特征，特种契约说较之与其他说学更具合理性。劳动契约中当事人主体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他们之间形成的是劳动关系，而该关系的性质实质上为人格上的从属关系，因为劳动契约缔结时，劳工在劳动契约所形成的关系中并非自由独立自主。双方除劳动力与工资二者交换外，还包括当事人间产生的范围极其广泛的附随义务，如缔约过程中及缔约履行中的预防义务、资讯提供义务、谨慎义务、保护义务等。
雇佣契约是指当事人约定，一方于一定或不定期限内为他方服劳务，他方给付报酬的契约。雇佣契约是契约关系，双方当事人为雇佣人和受雇人。具有强烈的人身性，雇佣契约适用民法的总则和分则。雇佣契约为双务有偿契约，是诺成、不要式契约。雇佣契约体现的是当事人缔结契约时自由独立自主的合意，当事人的地位平等，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平等，具有有偿性、继续性的特点 。其目的在于给付劳务，以劳务本身为标的，不对劳务产生的结果负责。
根据两者概念的阐述，劳动契约与雇佣契约主要有以下联系与区别。
劳动契约与雇佣契约的联系是：①、都是私法上的合同。当事人地位平等，以双方当事人相对立的意思表示的合意而成立。虽然劳动契约的订立必须符合法律强行性规定，但合同内容所属私法上的法律关系。②、都以给付劳动为目的。这两类合同的目的在于劳动者依约向雇佣人提供劳务的行为，而不在于实现雇佣人的预期利益。这是同承揽合同、委托合同不同的。在承揽合同、委托合同中，订立合同的目的在于实现定作人、委托人的预期利益，承揽人、受托人给付劳务的义务仅是作为手段性义务或附随义务。③、都是继续性合同。作为给付劳务的合同，受雇人给付劳务不可能是一次性的，必须在合同存续期内持续的实施给付行为，因此是继续性合同。④、都是双务有偿合同。这两类合同中，受雇人必须依约提供劳务，雇佣人必须依约支付报酬，双方当事人都负有义务，并且双方的义务具有对价性，任何一方从对方取得权利均需付出代价。⑤都是诺成合同。这两类合同经过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即可以成立生效，而不以当事人一方的交付为成立要件。
劳动契约与雇佣契约表面上所规范的对象在于劳务之提出与劳务之受领，但其有极大的不同。雇佣契约以雇佣人对劳务之“所有”及对劳动者之“支配”为中心，劳动契约则以提供劳务的劳动者其“人”为中心。其区别主要有：①、主体不同。这是劳动契约与雇佣契约产生差别的根本原因。我国《劳动法》第2条规定了劳动合同的雇佣人，即用人单位，包括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雇佣合同无限制。企业、个体工商户、合伙、自然人均可以作为雇佣主体。②形式不同。劳动合同必须订阅书面契约，我国《劳动法》第19条明确规定，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劳动合同是要式合同。雇佣契约没有形式要求，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既可以是书面合同，也可是口头合同，雇佣合同为不要式合同。③、二者受国家干预的制度不同。雇佣契约作为一种民事合同，以是以意思自治为基本原则，合同当事人在合同条件的约定有很大的自主自由。而劳动契约，国家经常以强行法的形式规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敢干预劳动合同的内容的确定，当事人的约定不能超出法律的规定。④、历史不同。雇佣合同自罗马法就存在，沿袭至今。而劳动合同则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国家干预的结果。⑤、解决争议的方式不同。雇佣合同发生争议，当事人可直接向法院起诉。劳动合同发生争议，必须经仲裁才能向法院诉讼；⑥、适用的法律不同。劳动契约解决时适用劳动法的特别规定，劳动法另有规定才能适用民法规定，而雇佣合同解决时适用民法。
二、雇佣与工伤损害赔偿之简述
在比较劳动契约与雇佣契约之后，就两者中的损害赔偿的概念及特征作一简述，有利于对其区别。工伤是劳动契约中的一个部分，是对在工作中造成损害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约定的一项内容，工伤亦称职业伤害，在理论上，人们将“工伤”界定为因工作原因受到的伤害，是指劳动者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因工作、执行职务行为或从事与生产劳动过程中，因工作、执行职务行为或从事与生产劳动有关活动，发生意外事故而受到的伤、残、亡或患职业疾病。实践中人们进一步把“工伤”简化为“在工作时间、因工作受到伤害”或更直接表述为“因工作受到伤害”。工伤作为一项社会保险制度源于德国。该国1884年颁布的《事故保险法》就明确规定：“劳动者受到工业伤害而负伤、致残、死亡，无论过失或责任在何方，雇主均有义务赔偿劳动者的收入损失，伤残者均有权获得经济补偿。”该规定着眼于劳动者受到伤害来源于工作，并不排斥劳动者受到伤害仅限于自己的工作。这已成为各国工伤保险赔偿中普遍遵循的原则和制度。如劳动者在上、下班途中受到的伤害、因工外出期间突发疾病造成死亡或经第一项抢救治疗后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均应当认定工伤等。工伤赔偿有四种模式：①、免除。即工伤保险取代侵权责任，是指雇员受到工伤后，只能请求工伤保险给付，而不能依侵权之规定，向加害人请求赔偿。这类模式国家有德、法等国，以德国最为典型。②、选择。是指受害人只能在侵权损害赔偿与工伤保险之间选择其一，此项制度从表面上看对受害雇员有利，赋予雇员充分的选择的自由。然而，从深层次分析，对雇员不利。因为侵权赔偿标准虽然较高，但须经过诉讼；工伤保险标准较低，大拿确实可靠。英国和其英联邦国家是这种模式。③、兼得。允许劳动者接受侵权行为法上的赔偿救济，同时接受工伤保险给付“即获得双份利益”，这一模式充分保护了受害雇员的利益，但违背了工伤保险创设的目的，违背了“不得获得意外收益”的基本原则。这一模式适用国为英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现已停止使用。④、补充。指受害的劳动者可同时主张侵权行为损害和工伤保险给付，但其最终所获得的赔偿或补偿不得超过其实际所受之损害。这一模式适用的国家为日本、北欧等国。我国工伤赔偿实质上是免除+补偿赔偿模式，因为我国工伤保险体系还不完善，法律、法规规定的内容不全，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许多不足。但是，从最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来看，我国工伤工伤赔偿模式，又有新的变化，雇员在受到第三人伤害后，在请求向第三人的同时，又可向雇主请求工伤赔偿，即雇员工伤可获得双重赔偿，这种规定，实际上是上述的第三种兼得模式。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与我国的实际不相符合，与实际也相脱节，违背《工伤保险条例》制定的目的。这种规定虽然充分保护了劳动者利益，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但同时，也让受害者获得不当利益，解释对现有劳动法律和法规的冲击是巨大的，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笔者认为，我国工伤赔偿应当根据我国实际，以免除+补偿赔偿模式较为合理。
工伤赔偿的原则，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均适用无过错原则。即无论职业伤害的责任在于用人单位、他人还是自己，受害者都应得到必要的补偿；这种补偿是无条件的，即使劳动者个人有过错。实行“无责任补偿”，给予伤残者及时的物质帮助，是工伤保险法的首要准则。因为劳动者劳动环境的危险性，即人与机器相比总是处于相对弱小的地位，劳动者受到伤害是难免的；劳动者的危险来自于用人单位，即凡利用机器从事生产活动的用人单位都有可能对其劳动者造成的职业伤害；劳动者受到伤害都是非自愿的，这就是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理论依据。同时实行无过错责任，把举证责任倒置给了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必须证明劳动者不在工作时间和范围内才能免责。其目的是使劳动者受到伤害能够及时获得救济。我国为劳动者工伤的赔偿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加以规定，并专门制定了《工伤保险条例》，对受到伤害的劳动者，根据受伤的不同程度，给予相关的赔偿待遇。
雇佣损害损害赔偿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雇工执行职务致他人损害，一种是雇工执行职务自己受到损害。前者指雇员在雇主的指挥下，按雇主的意旨完成雇主交付的任务中致他人财产或人身损害。后者是指雇员在雇主的指挥下，按照雇主的意旨完成雇主交付的任务中自己的人身受到损害。前者是雇佣中对外损害，后者是雇佣中的内部损害。前者为民事侵权法中一般侵权行为，后者为特殊侵权行为。笔者在本文中主要论述的是后者即雇员自身受到损害这一种。雇员损害赔偿原则，通说为无过错责任原则。其理论依据是：雇工的生产、劳动条件是由雇主提供，其操作规程是由雇主安排、指挥，劳动中的危险性是潜在的，雇工在生产中人身受到伤害是雇工自己并非自愿的，雇工的伤害应当由雇主赔偿。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是为了保护雇工的民事权益，能够及时获得救济，但是雇工在生产中有重大过失造成自己的伤害，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而应适用过错责任，以减轻雇主的赔偿责任。雇工故意造成损害的，雇主免责。这里的故意主要是故意破坏生产的行为。这里的重大过失主要是指明知有或可能预见有重大危险发生，而放任危险的发生。我国《民法通则》只规定了雇员在雇佣活动中造成第三人损害赔偿的原则，而没有规定雇员损害的赔偿适用原则，最高人民法院为弥补雇员在雇佣活动中自身受到损害立法不足，在《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明确了雇佣损害赔偿的适用原则。并把雇员损害赔偿作为民事特殊侵权类型，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雇主举证证明其损害的发生是由不可抗力引起或由雇工故意行为造成的损害，才可以免责。
但在现实生活中，雇员伤害常出现工伤与雇佣损害赔偿的竟合问题。如雇员在乘座用人单位车辆下班和出差中，发生交通事故，在处理赔偿时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意见是雇员只能选择一项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即雇员要求工伤赔偿时，不能在请求损害赔偿，或雇员要求加害人赔偿时，不能要求用人单位给予工伤赔偿。采此观点者认为，无论是工伤还是雇佣损害，均为填补受害人的损失，是补偿性的，在受害人获得一项赔偿后，在要求另一项赔偿，将超过损失，与该两项赔偿的功能不相符，违背立法的目的。另一种意见是雇员可获得双重的赔偿。因为人身是无价的，虽然工伤与雇佣赔偿的目的是填补受害人的损失，但从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和民法体现的权利中心原则，符合民事发展的趋向。《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竟合的双重赔偿，但黄松有副院长在答记者的提问时，明确了双重赔偿的精神。但双重赔偿在审判实践中的适用存在不同的意见，出现不同的裁判结果，笔者不作分析。
三、工伤与雇佣损害赔偿区别之浅论
纵观上述论述的劳动合同与雇佣合同，工伤与雇工损害赔偿之内容，对工伤和雇佣关系及其损害的性质、原则等有比较全面的认识。根据前面的阐述及分析，我们可以从工伤与雇工损害赔偿的性质、适用法律、处理方式上看出两者的不同点。但劳动契约是从雇佣契约中分化而来，国内外通说将雇佣损害与劳动工伤作为同一性质来处理，或适用工伤保险赔偿，或适用侵权赔偿作为赔偿的补充。就我国目前劳动立法与雇佣关系理论与实践来看，区分明显。为此，笔者就我国工伤与雇佣损害赔偿的区别作一浅论：
（一）、两者的义务主体不同。工伤赔偿的主体是限定性的。我国劳动法第二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是指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仅仅是企业和七人以上的个体经济组织两种。雇佣损害赔偿的主体，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5条规定，仅为自然人、个体工商户和合伙组织。这种规定显然与国外雇佣契约主体通论相违背，不利于对雇工的保护。笔者认为，雇佣损害赔偿的主体应从雇佣的法律关系来考察，不论合同上形成的雇佣关系，还是事实上的形成的雇佣关系，只要有雇佣关系存在，雇主无论是自然人、法人，个体经济组织，均可以作为赔偿义务主体。
（二）、构成条件不同。工伤的构成必须有劳动关系。没有劳动关系的，不可能有工伤。只有在劳动关系的前提下，劳动者在工作中受到伤害，被确认为因工伤害，才是工伤。因为工伤是劳动特别法对劳动者受到伤害的保护。而雇佣损害必须存在雇佣关系，如果没有雇佣关系，其损害赔偿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只能根据侵权的特征，确定其赔偿原则，如是一般侵权，还必须具有损害四要件才可能获得赔偿可能。
（三）成立要件不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确立了雇主对雇员伤害的无过错责任。在归责原则上与工伤责任相同。但工伤没有无过失相抵原则的适用余地，即使受害人对工伤事故的发生有过失，甚至有重大过失，也可获得全部工伤保险给付。在雇佣损害赔偿中，如雇员自身有重大过失，可以适用过失相抵的原则，减轻雇主的赔偿责任。
（四）、确定方式不同。工伤的认定有效和有资格的是劳动部门，劳动部门有权确定劳动者伤害是否是是工伤，其它部门的认定均为无效，这是法律的规定。对于工伤认定不服的必须申请劳动仲裁委员会裁决，由劳动部门认定是否可以重新鉴定。如裁决维持的，劳动者只能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而雇佣损害赔偿，雇工的伤情确定，只要有鉴定资格的机构均可以确定其伤情等级。对鉴定结论不服的，当事人经协商可以到鉴定机构重新鉴定，或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向法院申请重新鉴定。
（五）、赔偿的时效不同。工伤赔偿在认定工伤后，除企业调委会调解时效中断外，受害人必须在60日内申请劳动仲裁部门裁决。逾期不裁决的视为放弃权利。在裁决后15日内不起诉的，视为认可仲裁裁决。雇佣损害赔偿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侵权赔偿时效一年的规定，受害人明知和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可在一年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法律的保护，也可直接向雇主和有关单位主张解决，在主张权利时时效中断。
（六）、解决途径的限制不同。工伤赔偿解决的途径，必须依据劳动法规定来处理，或经调解或经仲裁。在仲裁裁决后，不服的才可以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雇佣损害赔偿，当事人可直接起诉到人民法院，通过诉讼方式直接解决赔偿事宜。
（七）、赔偿标准和范围不同。工伤赔偿，旨在保障劳动者的最低生活，其赔偿的范围仅限于人身伤害，并且其给付金额受到法定标准的限制。我国《工伤保险暂行条例》对不同等级的工伤，确定了一个统一的标准。参照标准对工伤者进行赔偿。雇佣损害赔偿，在于填补受害人的损害，受害人的请求，除人身损害外，尚兼及物之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所受损害和所受利益，受害人初可请求财产上的损害，还可向雇主主张精神抚慰金。我国《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具体赔偿的标准，一般情况下，赔偿是一次性的。但总体上看工伤赔偿标准低于雇佣损害赔偿标准。
（八）、适用法律不同。工伤赔偿是由劳动法强制性调整，它在发生工伤赔偿后，只能依据劳动法律法规来处理，工伤赔偿具体的依据是《劳动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雇佣损害赔偿，它是由民法来调整，它直接适用民法侵权行为法的相关条款和责任原则来处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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