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般国内货物销售合同相比，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具有国际性、合同的客体是跨越国境流通的货物、法律关系复杂、风险大、管辖权与争议解决复杂、适用法律多样等特点。为此，笔者就《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适用范围、对香港地区的适用及约定、“适用中国法”是否排除《公约》适用等问题进行探讨。


《公约》在中国法上适用的基本原则


在探讨《公约》的适用范围之前，必须首先明确其在中国法上适用的基本原则：


1.自动适用规则与当事人的自主排除 在《公约》缔约国当事人之间，无排除情况下自动适用。


2.当事人可以约定排除《公约》适用，包括整体排除《公约》适用和排除部分内容的适用 《公约》第六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不适用本公约，或在第十二条的条件下，减损本公约的任何规定或改变其效力。”其中不包括各国保留条款效力的减损，这种排除应当为明示排除。


３.《公约》优先于国内法的适用原则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由此确立了中国法律上国际公约优先于民法国内法适用的规则，这当然适用于《公约》。


４.其他国际协议的优先适用 《公约》第九十条规定：“本公约不优于业已缔结或可能缔结并载有与属于本公约范围内事项有关的条款的任何国际协定，但以双方当事人的营业地均在这种协定的缔约国内为限。”即如果当事人所在国家之间有特殊协议，则该种协议应当优先于《公约》适用。外经贸部《关于执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第四条表明：“中国和匈牙利之间的协定贸易虽属货物买卖，但目前不适用公约，仍适用中国与匈牙利1962年签订的‘交货共同条件’。”


《公约》的适用范围


《公约》适用的范围从其名称就一目了然，即“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涉及四个概念：


1.国际 《公约》规定：“本公约适用于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货物销售合同。”由此说明：“国际性”是以合同当事人的营业地在不同国家进行界定的而非依据国籍确定。《公约》只考虑营业地这一“国际性”的因素，不涉及当事人的国籍、合同缔约地、履行地等一系列复杂的因素，避免了依照国际私法规则适用实体法时必须考虑的诸多存在不确定因素的连接点，简化了适用条件。


2.货物 《公约》对此并没有加以明确界定，但按照法学解释，“货物”通常是指有形动产。《公约》排除了电力的适用，而某些其他无形物，如天然气，同样适用《公约》。


3.销售 因《公约》将自然人参与的交易和基于拍卖、法院执行令状的交易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其销售应属“商业销售”。为了照顾某些民商事分立的国家，《公约》表明合同的民事性或者商事性不影响公约的适用。


4.合同 《公约》对是否存在合同进行了详细说明。值得注意的是《公约》第二部分合同的判定对于中国的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1999年颁布并实施的、现行有效的合同法中关于合同订立内容，尤其是合同订立中要约与承诺的过程，基本来自于《公约》，甚至包括要约的撤销等具体制度都与《公约》保持了一致。


《公约》是否适用于香港地区


《公约》在香港的适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中国内地的当事人和香港的当事人签署的合同是否适用《公约》；香港的当事人和其他缔约国当事人之间签署的合同是否适用《公约》。


对于第一个问题，学界的观点比较统一：香港在回归之前并非《公约》缔约国，回归之后主权属于中国，已经与中国属于同一国家而非不同的“缔约国”，因此无论回归前后，中国内地当事人和香港当事人签署的合同不应适用《公约》。


对于第二个问题，中国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的主权时，香港并非《公约》缔约方，也没有声明《公约》对香港的适用。《公约》第93条第（1）项规定：“如果缔约国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领土单位，而依照该国宪法规定，各领土单位对本公约所规定的事项适用不同的法律制度，则该国得在签字、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时声明本公约适用于该国全部领土单位或仅适用于其中的一个或数个领土单位，并且可以随时提出另一声明来修改其所做的声明。”第（4）项规定：“如果缔约国没有按照本条第(1)款做出声明，则本公约适用于该国所有领土单位。”该两项结合，似乎认为《公约》自然应当适用于香港。但有观点认为，中国在加入《公约》及《公约》对中国开始生效时，中国尚未恢复对香港的主权。因此这一条款并不能当然认为适用于香港。1997年6月20日即香港回归中国之前不久，中国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一份外交照会，该照会宣布其附件（一）所载之各项条约，将会适用于香港地区。该附件（一）所载中国作为缔约国之一的适用于香港的126项多边条约，并未将《公约》列明于该附件中。结果世界各国的法院对于《公约》是否适用于香港存在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香港在回归后，虽然中国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一份外交照会附件（一）所载之各项条约，并未将《公约》列明于该附件中，但根据《公约》第（4）项的规定：中国对此并未做出声明，《公约》应适用于中国的所有领土单位，因此《公约》当然也适用于香港地区。

分析我国律师刑事辩护制度的对策

王胜宇


　　由律师法的修订实施带来刑事诉讼格局的新变化，为刑事诉讼各主体实现既要惩治犯罪，也要保护人权的刑事诉讼双重目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如何运用法律赋予的会见权、调查取证权、阅卷权和辩护权，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何按照律师法的规定，合法调取证据，保守国家秘密和当事人隐私，维护国家安全，防止司法腐败，维护正常的刑事诉讼秩序。这些都是相关法律职业者需要考虑的新问题。正是由于不同诉讼主体之间的理性搏弈和制约，才能推动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诉讼程序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在于它的公正性，对任何诉讼机制而言，公正性都带有根本性。现代刑事诉讼的公正性理念主要体现在控辩平等对抗、控审分离、法官中立等诉讼原则之中，我国在此基础上已经基本确立了控、辩、审等腰三角形的诉讼格局。《刑事诉讼法》第8条“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规定不但非常不利于“控辩平等对抗原则”的刑事诉讼构造，而且制约着法官的独立和中立审判。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司法难以公正，而受害的却不仅仅是被告人，更包括我们整个法治体系的完整。因此，建议取消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甚至可以“推行公诉人当事人化”。
　　程序性辩护是一种很重要的辩护方法，是指在刑事辩护中以有关部门的侦查、起诉、审判活动程序违法为由，提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意见，以及要求诉讼程序应予补充或者重新进行的辩护方法。然而在我国却很少有辩护律师运用程序性辩护方法，原因是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根本得不到法庭的认可和采纳。英国有句古老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但应当得到实现，而且还以人们看得到的方式得到实现。”一直以来，我国都是一个“重实体、轻程序”的国家，但是侦查机关违法侦查的现象普遍存在，但通过这种违法方式取得的证据却总能得到法庭的最终认可，并据此作出判决。这不但完全背离了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更有违司法公正的基本原则。而单一的实体性辩护方式则有使刑事辩护的广泛存在受到怀疑的危险。刑事辩护制度是程序正义的体现。在坚持程序正义的同时，实现实体真实发现的要求，是刑事诉讼的目的。因此，建议我国法律明确“程序性辩护”的法律地位并充分肯定其法律意义。
　　我国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机制需完善已是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因为权利的不当限制不仅损害辩护律师的合法权益，更会导致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引发人们对司法公正的怀疑。在我国，根据法治进程，刑事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状况要有所改善尚待以时日。因此，笔者认为，结合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完善我国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机制应包括以下内容：
　　(1)赋予辩护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
　　刑事辩护豁免权是指辩护律师依法行使辩护职能时，所发表的辩护言论享有不受法律追究的权利。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所发表的言论，无论哪个司法机关，无论庭审内外，无论书面或口头，只要该言论系辩护律师针对案件而发表，都不应受到法律的追究。因此，设立辩护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实为辩护律师抵御执业风险，履行辩护职责所必需。
　　(2)拒绝作证权。
　　拒绝作证权，是指辩护律师有权拒绝向公安司法机关提供其在执业过程中知悉的不利于已方当事人的案件事实的权利。辩护律师为更好地履行其职责，必须全面、详细地了解掌握案件事实。当事人基于对律师的信任，往往也会将一些涉及案件的秘密告诉辩护律师，尽管我国现行《律师法》规定了律师有保守秘密的责任，但没有明确赋予律师拒绝作证的权利。设置辩护律师这权利，既有利于减轻律师执业风险，更有利于健全律师职业和辩护制度的稳定和保障功能。
　　(3)拒绝扣押及限制搜查权。
　　扣押和搜查是侦查机关常用的侦察手段，由于律师职业的保密性要求，故而许多国家法律规定，除非有证据表明辩护律师有隐匿被告人犯罪重证据的重大嫌疑，不得因律师参与该案的刑事辩护而对其办公场所和住宅进行搜查。如确有必要，须依特别程序进行并且赋予律师拒绝扣押书证、物证的权利。我国法律未赋予律师这一权利。这不仅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违背，而且也背离了律师职业保密性的内在要求。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